（接上期）
　　后来，宋寿田投入抗日战争第一线，但不幸被敌人逮捕。在严刑拷打下，他患上了重病，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敌人同意保外就医，但不久后，这位坚定的革命者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于1938年初春溘然长逝，时年40岁。
　　宋寿田牺牲了，但革命的火种传递了下来。
　　宋平与二哥一起来青岛的时候，只有9岁，但兄长们的革命热情，对他后来的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平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当过新华社重庆、南京分社负责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建国后，又历任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委员会委员。
　　多年后，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平在《关于宋寿田的一些回忆》中如此回忆二哥的革命生活：
　　宋寿田是我的二哥。他是莒县大罗庄人。少年时代读过私塾，后到临沂上中学，高中没有毕业。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母亲怕他被拔去当兵，叫回家中，从此离开学校。不久经远房亲属宋次陶的介绍，去博山“同兴公司”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卖力，人也诚实，资方派他去“同兴公司青岛分公司”工作，开始任会计，后任副经理。
　　我家原来兄弟4人，两个哥哥因病早逝，寿田决定带我去青岛上学，这是1926年的事情。当时，寿田27岁，我是个9岁的孩子，不大懂事，对大人的事情从不过问。记得在这个分公司工作的还有葛醒农、田德俊、宋鹤云，还有1名学徒。经理是博山人，姓刘，带眷住在外边，几乎不来公司办公。寿田和大家住在一起，和同事们处得很亲切、融洽，成为他们的核心。当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葛醒农等人对军阀统治极端不满，公开拥护北伐军，经常听到他们反对军阀、仇恨帝国主义的谈论。田德俊最年轻，把军阀头像贴到墙上用汽枪射击。葛醒农写了揭发青岛港务局黑幕的材料贴在港务局局长的大门上。
　　1928年，济南事件（五三惨案）前，寿田调济南工作。在经一路、纬一路“德成泰”煤号办公，继续为“同兴公司”推销煤炭。随后我也转济南上学。大约在1930年，寿田去经八路、纬七路找了一个小院住家，开办了一个养鸡场。葛醒农、张子敬也住在这里。我在育英中学上学，住校，也常回家。葛醒农对我讲过，他曾在青岛被捕。在狱中时，曾有个不知名的妇女冒充他的妻子，给他送过衣物。这时来我家的人比较多，葛醒农曾叫我去大门外胡同里给他放过哨。对他们的身分和活动我一概不知。记得从北平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复姓颛孙，寿田安排他们住在我家隔壁，在我家吃饭达一二个月，记得他们小声唱过《国际歌》，谈论什么人是托洛茨基派等。这些情况，寿田都知道。但寿田从未向我表露过他的政治身分。1937年我随平津流亡同学到了南京、武汉。10月，我回济南取衣物，寿田在我的被子里发现了一份中共《抗战十大纲领》。他看后，说了一句“这是共产党的传单”，再也没说什么，我也没作解释。几天后，我去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同他通过二三次信。12月底，党组织决定我去山西国民党十四军中工作，就离开了学校，从此与家中断了音信，再也没见到寿田。以后他曾在报上登启事找我，因我已在延安，无法通讯，只好作罢。
　　寿田为人宽厚，对朋友慷慨相助，平时少谈自己，加上我在外上学，很少回家，因此，对他的政治情况很少了解。解放后，见到二嫂，听说寿田曾经被捕，花钱托人保出，不久病故。又说被捕后，把他的书、信陷到井底。我姐讲，她听表哥张秀本说：幸好他藏在衣服里的文件没被搜出，不然就没有命了等等。这都是事后听说的。
　　再说宋延琴与葛醒农，他们没有因为大革命失败而退缩，相反，他们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中看到了曙光与希望。
　　1928年，宋延琴与葛醒农等人，相继回到家乡莒县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为省委在沂蒙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准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