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飞
　　“而近人言兵者，犹喜引之，以自诩博古，多见其不学而已！”以上学者据语言的特点认为《六韬》为伪书，其证据无非是“词义浅近，不类古书”“语言鄙俚，内容浅薄”等等。至于如何“浅陋”“不类古书”并无实证。且用语多为猜测之词，不足为信。况古人著书，不全为精粹之文，浅陋之处，固然有之。若《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则东汉前人不可能见到此书。而刘向于《说苑》中的多处引用岂非妄拟乎！
　　《六韬》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分》：“《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汉书·艺文志》未载《六韬》之名仅著录“《太公》二百七十三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六韬》是否在其中，不得而知。今本《六韬》自宋代刊刻流传至今，自清代起，人多谓其为伪书。也有学者认为今本《六韬》分为秦汉旧本。但多种有关《六韬》的历史谜团，在1972年的考古中被一一解开。
　　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简本《六韬》残卷，为考核《六韬》的真伪及成书年代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银雀山汉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墓中出土的竹简，推论是文、景至武帝时期抄写的或许更早，说明这些简书在汉以前已广泛流行。简本《六韬》包括两部分：一是见于今本《六韬》之中，有《文韬》中的《文师》《六守》《守土》国》等篇，《武韬》中的《文启》《三疑》等篇。简本文字与今本同篇文字基本相同；二是今本不见，却见于其他典籍所引的《六韬》佚文。自唐《通典》以后论兵之书引用《六韬》之处很多，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六韬》，历代学者难能肯定其是否是《六韬》佚文，而今却见于简文中。敦煌写本中，亦有部分《六韬》佚文与简文相合，其为《六韬》佚文无疑。简本的两部分内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今本《六韬》六卷，即《隋书·经籍志分》所著录的《六韬》在秦汉间已广泛流传；二、《六韬》原本内容要比今本丰富，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在银雀山汉墓中，与《六韬》同时出土的古兵书还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四部古兵书，在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等方面有着相关联、相继承的关系。经学者们研究考证，《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75年前后；《孙膑兵法》成书于战国齐威王与齐宣王时期，即公元前320年前后10余年间；《尉缭子》成书于战国魏惠王时期，即公元前370至335年间。分析《六韬》与这三部兵书的关系，是探寻《六韬》成书年代的重要根据。
　　专家推断，此墓葬的时间应该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竹简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葬时间，这批竹简避讳不严，有时似避“邦”字讳，有时又不避讳，如《孙膑兵法·陈垒问对》有“晋邦之将”语。“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雉”(吕后名)、“启”(景帝名)二字不如以上诸字常用。从避讳情况来看，竹简书写的时间应在西汉前期。又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据推断是文、景至武帝初这段时期抄写成的。这一地下出土文献有力证明了此书在西汉以前就广为流传，其成书年代必在先秦战国之时。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中又发现了《太公》竹简，其中的许多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合或相近，此汉墓葬于约公元前55年，这为《六韬》在汉以前就流传又提供了新证。学者们所认为《六韬》为汉代以后托名太公而作的伪书说被推翻。
　　总之，自西汉以来，《六韬》一书一直在流传着，历六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经久不衰。通过对历代文献资料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综合分析，认为《六韬》为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是错误的，其为先秦时期的兵书作品无疑。

三、《六韬》与其他著作的思想联系
《六韬》与《阴符经》
　　姜太公的《阴符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初看宛同兵法典籍。《阴符经》说：“至乐性余，至静则廉”。意指军队里兵士一味追求快乐就必定成为厌战无勇的“散兵”，而对百姓必定又是暴虐凶残之徒。作为军人就得使之“心静”，做到“心静”心无旁骛须用“道和术”来治军，使之达到“静”。武圣太公的治兵精神就是恩威并济信赏必罚，要恩罚得当，反对滥施恩惠。《六韬》（文韬·赏罚）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一陰一化矣。”
　　《阴符经》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恩以害生，无害则无恩。如“置之死地”是害，但同时也是“生”的巨大动能和基础，因此也是“恩”；人不经“害”则不知真“恩”，不历严则不觉宽，故恩生于害，害又生于恩。《六韬》文韬·明传：“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可见，《阴符经》《六韬》所阐释的五行相生相克的“道起”内因是相通同源的。
　　《阴符经》说：“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太公《六韬》（龙韬·论将）“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所以，在《六韬》（龙韬·励军）中，姜太公进一步强调治军的关键在乎治将。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太公《三略兵法》（上略）：“兴国之师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将之养士如养自己之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阴符经》的治军“至静之道”的思想，《六韬》《三略》都一一落实到具体的治军的“法”中得以实践，治军立于不败之地唯有修道而保法。
　　《阴符经》说：“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在学习上，假若能够全神贯注于所从事的学业或事业，就能产生胜于雄师十倍的功效；假若再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地反复研读，就能够收到胜于雄师万倍的效果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效。相反，则是“心生于物，死于物”那些在同一位老师，同一个学习环境中，因为抵挡不住外物诱惑而导致学习不集中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取得好成绩。学习也罢，丹法也罢，用兵也罢，世间所难之事概此一理，运用之妙，都在乎专一。在《六韬兵法》里太公一再强调的有四个进攻战术的重要原则可以简括为“一”活”“疾”“烈”四项。“一”是统一、齐一和专一三种意义。统一是讲兵力不分散，齐一是讲一次发挥全体的战力，专一是讲集中兵力专攻一个目标。太公《六韬兵法》文韬篇兵道章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乎神’。”强调“凡兵之道，莫过于一”，就是用兵要集中兵力，集中指挥，行动一致。部队的行动如能达到“一”的要求，就能“独往独来”，达到“阶于道，几于神”的境界。“活”是活泼灵活机动随时变化运用。太公说：“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失巧者一决而不犹豫。”“疾”与“烈”是快速而猛烈，也是“一”的一种形态。太公说：“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存”和“亡”，乐”和“殃”虽然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因此，应存时虑亡，乐时虑殃，灵活用兵，欺骗敌人，声东击西，击敌不意。促使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因此，凡事所克，唯“一”不成。
　　《阴符经》跟《六韬》尚有多处相通关联之处，不再赘述，然两宝典都在“天道”哲学阴阳运行变化，相生相克之辩证下，剖析世事纷扰机变。《阴符经》为天地之大道，是社会宏观变易之刚，是宇宙万化之基。《六韬》是在“大道”指引下，针对治军兵策兵论，悟出符合天道的科学之“法”，用以指引战争，利用战争，取得胜利。
　　《阴符经》《六韬》纵览全文，其天道哲学的高度，和其娴熟的军事语言表述，折射出作者非驭军身经百战而战无不胜者，不足以言兵事；非道学深厚身居高位者不足以言大势。显然，姜太公二者得兼。
《六韬》与《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早已失传，直至简本出土，才得知其内容。比较二书，可以看出它们在语句、文意及军事术语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六韬·临境》：“吾与敌人临境相距，彼可以来，我可以往，陈皆坚固，莫敢先举。我欲往而袭之，彼亦可来，为之奈何？”又《动静》：“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当，两阵相望，众寡强弱相等，未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兵法·威王问》将《临境》与《动静》中两段文字综合，概括地更为精炼简省：“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此处袭用《六韬》文句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