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纪红建
　　（接上期）
　　在苏联的四个月中，要到各地去参观，算起来有三个整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那里，他们是外宾，享受的待遇不错，睡软席卧铺，四个人中间还有一张小桌子。吕鸿宾很多关于苏联的记录，基本上是在火车上完成。火车一路咣当咣当，一路一摇一晃，加之吕鸿宾还晕车，头疼恶心，写起来非常费劲。怎么办？吕鸿宾对同行的人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不记，回到国内，可能就忘了。于是，他采取用“自己心里明白”的办法，画圈圈记点点的，像记提纲一样地记下来了。在吕鸿宾的记录本上，有各种各样的暗号，有同音代替的字。有时候，他一句简单的话，能够代表很多事情。只要他看了记录本上那短短的几行，或是圈圈点点，就能让他回想起很多事情，能说出很多苏联人民生活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
　　这四个月，吕鸿宾是一种学习和丰收，更是一种折磨式的历练。这四个月，他密密麻麻记了六本日记，约13.2万字。他是用如此笨拙的办法记录的，该凝聚了他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呀！回国后，吕鸿宾的日记在有关方面老师的进一步整理、修改下，成为了一部比较齐全的访苏日记。第二年初，《吕鸿宾访苏日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要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更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翻阅着这本小小的发黄的册子，让我们依然感受到吕鸿宾的炽热情怀和真知灼见。他在日记《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中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农民，常常有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以为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起吃大锅饭，一切东西不分你的我的，因此有些人生产也没有劲了，说：“生产干什么，反正将来吃大锅饭”。我在这次参观中，知道苏联也曾经发生过“吃大锅饭”的思想。我们在斯塔夫多波尔边区时，有一个苏联朋友卡青同志告诉我们说：在开始建立集体农庄时，因为没有经验，有些人强迫着把农民的家畜，生活上用的东西都拿来公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的思想），结果农民都不满意，富农们就乘机起来破坏集体农庄，并杀死很多工作人员。幸亏，这事给斯大林同志知道了，发表了一篇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才纠正了这个偏向。所以，集体化和“吃大锅饭”完全是两回事，集体化是自愿的，是“按劳取酬”的，个人劳动所得，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吃饭也是一家家分开的。谁劳动的好，生产上有成绩，谁的收入也就多。房屋、家畜和生活用品，也不是公有的。吃大锅饭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记住呀！
　　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不但读到一个农民的热情、理想和对新国家、新制度的尊崇，更读到了一个基层村干部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吕鸿宾不仅带着他那13.2万字的日记回到了爱国村，还带回了国务院发的一个大奖状。爱国村的人道：吕书记带回了致富的宝书，也带回了尚方宝剑，好好跟着他干吧。国务院的大奖状，那还得了。
　　说到这里，杜作松很兴奋很激动地告诉我们说，那张大奖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写的，以前就挂在大队办公室的中央，现在保存起来了，放在了县档案局。从苏联回到庄里后，老模范就跟俺们说，苏联经验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但很多经验还是值得俺们学习的，他根据苏联集体农庄“定质、定量、按件记工”的办法，开始实行“定量、定工、定质、定时”四定劳动管理制度，后来他又创造了九级定额管理制度，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就是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多劳多得”。老模范的这一想法一提出，俺们社员都拍手叫好啊，积极性可高啦！
　　吕鸿宾不仅肯学、敢干，敢于探索，还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如在爱国村搞大地围田化，本来是涝洼地，把水围住，结果涝得更厉害。为了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涝洼地里种地瓜，不但不能增产反而减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