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意见》规定，曾在农村公办中小学(含农村公办幼儿园)教师岗位上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含1年)，离开教师岗位再没有被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录用，且已经年满60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按教龄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这就是说，如果当过十年民办教师，年满六十，每月可领二百元教龄补助。钱虽然不多，但这些人觉得，政府没忘了他们，这是经济待遇，更是政治待遇。
　　这部分人，又骑上了让庄户人羡慕的“双头马”。
　　十一、县师范
　　1971年冬天，我成为莒南师范文艺班的一名学员。我背着铺盖卷儿，提着二胡，兴冲冲去县城报到。
　　那把二胡，相当于我迈进县师范的拐棍。
　　赵玉恒老师买来二胡，没过多久调离宋家沟，这把二胡归我使用，因为别的老师都对音乐不感兴趣。我一有空就操练，梦想自己拉得像赵玉恒那样好，让学生佩服我，让村里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想，如果我再进一步，能得到宣传队的认可，让我给他们伴奏，我就心满意足啦。
　　古罗马的哲学家普罗提诺说过：“音乐毫无疑问是一种巫术，它的魔力受到演奏者的欢迎，并为演奏者所追求；受到音乐迷惑的，不是人的意志或智慧，而是无理性的灵魂。”普罗提诺说的“无理性的灵魂”，就像释迦牟尼讲的“种子识”，代代相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躯体里轮回流转，生生不息。
　　在农村，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被“无理性的灵魂”附体的人。他们不管生活多么艰苦，不管肚子是饱是饥，总喜欢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文革”时期，我们村的文艺爱好者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在晚上和农闲时的白天排练、演出，无论村里给不给记工分，都不影响他们的热情。那时，我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灵魂，最爱跑到他们那里，感受着一些音符变成丝声、竹声、肉声和金属声来撞击我的耳膜。
　　宣传队的人分两大类：一类是演员，一类是乐手。当演员我不敢奢望，因为我嗓子不太好，个子还没长高。但是，乐手大多坐着，不在乎个子高低，我要是拿着那把十九块六的二胡，往台边一坐，该有多么风光！要知道，宣传队的几把胡琴，都是买来的低档货，都比不上学校的这一把。几个会拉二胡的，都眼馋得很，有机会就到学校用它拉上一曲。
　　宋家沟二村宣传队的乐手有四五个，乐器有二胡、板胡、笛子三种。有人说：“心里没有谱，不能拉二胡”，但是，宣传队的乐手大都不识谱。我问过他们，曲子在他们心里是什么样子，他们说，是“浪当、浪当”。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曲子要用七个音符，他们只用“浪当”两个字，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他们不识谱，“浪当”来“浪当”去，却比我拉得还好。我虚心向他们学习，重点学习二胡。怎样操弓，怎样调弦，怎样换把，怎样模拟出马叫、蝉鸣等特效声音。
　　我还向他们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自制琴弦。因为二胡弦经常断，一旦断了还得跑到县城花钱买。丝制二胡弦，内弦是三分钱一尺，外弦是一分五一尺。钢丝弦就贵了，一根要两毛多。宣传队的人为了省钱省事，就用节育环代替。那东西用钢丝做成，盘成很细的螺旋，螺旋相接成环。他们托妇女主任从公社医院要来（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把它拉直，再在筷子上拧一圈，反反复复地推拉，让螺旋彻底消失，这就有了亮闪闪的一根琴弦。让人遗憾的是，琴弦的粗细全都一样，使用时只好将外弦拧得特别紧，将内弦拧得特别松，这样才有五度之差。
　　向宣传队学会的第二件事儿，是自制松香。拉二胡要用松香，以增强琴弦与弓毛的涩度，不然琴声不够响亮。到城里买松香，一是贵，二是不方便，有人就上山寻取。到松树上抠下一块块树脂，回家放进一个铁勺里在火上烤，将其溶成一团，倒进用地瓜或萝卜挖出的一个个小模子里，就有了一块块“松香”。拉二胡时，或将它烧化滴在琴筒上，或用它在弓毛上来回摩擦。不过，这种自制松香太松，即使滴上一大坨，用不了多久就没了。
　　（连载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