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小明

作者简介
　　葛小明，1990年3月出生，山东五莲人，作品见于《诗刊》《钟山》《北方文学》《重庆文学》《飞天》《山东文学》《四川文学》《延河》《青年作家》《中华诗词》《中华辞赋》《故事会》《人民日报》等800余家报刊，在《诗刊》《人民文学》《中华诗词》等举办的全国大赛中获奖400余次，入选年度选本多次。

　　尤其夏天的时候，我会格外惧怕镰刀。在我8岁的时候，邻村发生了一起命案，两户人家因为一拢麦子动起手来，一方失手伤人，最终有人和麦子永远埋在了一起。以后看见镰刀，我就心生畏惧，总担心会飞到我身上，取走我性命。可是，又不得不提镰刀。
　　在鲁东南的乡下，有一些地方遍地丘陵，好像几千年前就立在那里，看着人们生，看着人们死，自己却动也不动。丘陵地是不适合大面种植的，庄稼往往一小片一小片的分布在梯田里，有些靠近山顶的沙地，甚至只有几步大小。然而只要有一寸土在，就会有庄稼种上，不是农村人锱铢必较，实在他们是太爱这片土地了。有时候是几棵南瓜，埋下种子后，给点水就能活，绝不像城里的花花草草那样娇气。过一阵子，锄一锄周围的杂草，就可以等到秋天摘南瓜了。一个，两个，不会太多，但足够成为老父亲十天八天的话题。
　　不过，南瓜只能充饥和喂牲畜，不能给成为主食，更不能换来孩儿们的学费，要赚钱还得种麦子。在我生活的鲁东南小山村，有很多年，人们只靠麦子赚钱。唯有麦子，可以和那些不高不矮的丘陵立在一起，风吹不倒，雪压不下，夏天一到就是收成。对于山顶的角角落落里，能够存活的庄稼，恐怕也只有麦子了。麦子不需要太多的水，成长过程中也不用施肥，一点土就够了，就像乡下长大的我们，一口饭，一碗水，就是整段人生。
　　收麦是件挺复杂又挺要紧的事。这时候就要提到镰刀了，它是半个夏天的主角。往往是旧镰刀，每家每户都有好几把，它不像家里的其他物件，只能一件，碗筷可以不够，新衣服可以轮着穿，书包可以背姐姐用过的，但是镰刀不能，因为几乎每一个劳动力都要配一把。这个劳动力并不是现在法定意义上的成年人，基本上小孩十多岁，就要去地里忙。
　　镰刀虽然多，但都是旧的，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用了多少年。正因为这样，夏天的早晨，我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磨镰刀的声音，父亲早早地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磨镰刀，磨好了这一天就省力一些，割的麦子就多一点。磨不好，一整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对母亲来说，一把锋利的旧镰刀，就是父亲对她最贴心的爱。镰刀一刀一刀地擦过磨刀石，有时候急促，有时候缓而稳，就像我们偶尔波澜起伏而整体平静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夏天。而我的镰刀，通常都是最新的，比他们的小一些，割麦子的范围也就少一点，这丝毫不能成为偷懒的理由。
　　麦子是说熟就熟的，一阵风就能让夏天的农田遍地金黄，那是金灿灿的麦子，是孩儿们下年的学费，金贵得很。我不记得有人教过我怎样拿镰刀，好像生下来就会。一人一个点，朝相同的方向割起麦子，这时候是需要两只手配合的。左手抓一把麦子，不能离麦穗太近，近了割断后麦秆就会散开，没法收集；也不能贴着地面割，割到土会伤了镰刀，心疼。右手很简单也最吃力，必须握紧，不然是割不断麦秆的。身体摆的姿势就更特殊了，站着不行，蹲着不行，只能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有时候，我会在挪步的过程中把自己想象成麦子，大多数麦子熟透后也会弯腰的，它们有人收理，而我没有。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又匆忙地割着麦子。镰刀割断麦秆的声音，是和磨刀石完全不一样的，这声音要沉闷得多，咯嘣一声，几十棵麦子倒下了。一小把割完，放下，再割一小把，放下，等能够凑齐一大捆了，父亲就把它们捆起来，立在地里，就像那些丘陵立在乡下，动不动，结实得很。
　　我总是学不会捆麦子，因为没有专门的绳子。父亲左手挑几棵麦子，右手挑几棵麦子，然后利用顶端的麦穗三两下就打成一个结实的结，把麦子抱上，然后捆起来，再打一个结。这个结我也是不会打的，因为这个节至关重要，打不好，麦子会在运输过程中散开，再也收不起来。所以，我是不捆麦子的，从十岁到十五岁，我都没有捆过麦子，总以为麦子永远都不用我捆。直到有一年夏天父亲挑麦子累到了腰，我便开始捆起麦子，而我捆的麦子往往都不结实，抱着抱着就散了，说也奇怪，母亲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训斥我。
　　割完的麦子是不能放在地里的，因为太阳一晒，麦粒就会落在土里，再也收不回。这时候需要打一个麦场，最主要的环节就是用石滚子反复地压地，所以麦场都是滚出来的。父亲把主要的地方滚好，剩下就交给我，滚麦场比割麦子轻松多了，就是用一根铁链子拉着石滚子反复地走，从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如此往复，滚得越结实，将来打麦就更方便。而从麦地到麦场，是有很长一段路的，这时候镰刀不再是主角，扁担是。北方的扁担不像南方半根竹竿就够了，而要用笔直的槐木做成，扁担本身就有不轻的重量，这是因为要挑的东西会很重，包括麦子。新割的麦子，都是鲜活的，很重，加上沉甸甸麦穗，想把它们一一收进麦场，可不容易。
　　最多的时候，父亲能挑八捆，那时候再结实的扁担都会弯，同麦穗一起下垂，想要回到土里的样子。父亲的腰却直了，这时候人如果也跟着扁担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父亲挑着一担担麦子，从半山腰到麦场，一去就是半个多小时，回到麦地里，喝几口水就算休息，几分钟后又去挑麦了。必须要提的是路，麦地到麦场之间是没有路的，但是因为父亲每年来来回回挑麦，自然形成了一条山路。这路经过荒草和风雪的覆盖，到第二年就模糊起来，只是每当父亲走过，这条路就变得深刻无比，越来越清晰。后来，我们上麦地也走这条小径，渐渐地就成了路。以后的几十年，我走过各种各样的路，却没有一条比它更让人铭记于心。
　　麦子经过打麦机的“千刀万剐”，终于修成正果，一捧捧地跑了出来，那时候的我们是最辛福的，汗水流过多少张脸，笑容就爬上多少张脸。除了晒干打出的麦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垛麦秆。说麦子全身是宝一点都不为过，留在地里的“麦桩”和麦粒脱掉的皮可以当肥料，更重要的麦秆则可以在冬天喂牲口，或者用来生火。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保管好麦秆，麦垛就是这时候建成的。这时候，我成了主角，父亲在下面打囤底，一叉一叉地把麦秆送到我脚下，然后不时地到远处看看歪了没有。歪了，他就重新开始，把多余的部分一一叉掉，直到麦垛齐整起来。我是什么也不用管的，只在上面反复地踩就好，确切地说是跳来跳去，越结实越好。是的，在乡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越结实越好。
　　怀念那些磨镰刀的声音，怀念那个烈日当头却又充满喜悦的晌午。好像几千年前就是这样，一家人，几把镰刀，一割就是一天，从没变过。父亲母亲在麦地里慢慢变老，我在麦地里突然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