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我不知道，分车票的时候僧多粥少，岳父大人是如何拿到的。后来想想，真是难为他了。
　　翠娟走后，我和父亲发生一场争执。那时公安部门规定，买了自行车要登记领证。父亲让我去派出所办证，证上写他的名字。我听后恼怒，觉得自己是个堂堂的人民教师，骑着车子抛头露面，车本上竟然不写自己的名字，岂不是丢人现眼？我不同意，与他争吵。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气得跺脚，声泪俱下。后来父亲终于妥协：唉，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其实，父亲让我写他的名字也有道理。因为买一辆自行车，就像今天买一辆小汽车，那是家庭中的一个大件。购车款中，虽然包括我每月交给父亲的部分工资，但主要是用了家里的钱，自行车产权归我，他不好向其他子女交代。当时，我只想到自己的面子，没想到父亲的难处。好在，弟弟妹妹没对此事提出异议，让我独享了这辆车。
　　再去胡家石河，我得意洋洋。车身亮闪闪的，车铃响当当的，坐垫上的金色流苏在我屁股下面随风飘荡。一进胡家石河地界，正在干活的男女都向我看，有的还吆喝起来：噢，赵老师买上车啦！
　　有了自行车，我觉得走遍天下都不怕，老想骑着它出行。我借口给学校买东西，去莒南县城，去临沭县城，还去江苏的赣榆县城。周六去学区开会，散会后回家，我当然要骑着车子。我可以和陈庆玉并驾齐驱了，鸟枪换炮，扬眉吐气。
　　但是，我一到宋家沟村头，每次必定下车，推着回家，见了谁都打招呼。宋金珂校长有这习惯，赢得了大家的普遍赞扬，我要向他学习。
　　那时，公社经常开全体教师会，我本来可以沿着那条途经宋家沟村东的大路直接去的，但我不好意思那么做，都是早早骑车回家，把车放下，再和宋家沟的老师们一起步行去相沟。他们都是我的老同事，而且多是我的长辈，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摆。再说，散会后我如果骑车，该带上谁呀？无论带谁，都会得罪另外几个人。与他们一起步行，其乐融融，不存在亲亲疏疏的问题。
　　从公社回到家，我精心保养“大金鹿”，又是擦洗，又是上油，还用彩色塑料带将车身的三角架结结实实缠起。宋家沟一村的王修仁，是县电影院的放映员，他的车子用旧电影胶片缠起，不同凡响。他回家时，我找他要来一些，也将自己的车子缠起。缠车之前，我对着天空看胶片上的一格一格电影画面，辨认出是哪一部电影，有哪个角色在上面。欣赏一会儿，缠到车梁上，感觉自己的车子也像电影一样有了梦幻色彩。
　　那个年代，谁拥有一辆自行车，都是万般呵护，不让它受半点委屈。有一位公办老师，每当骑车走路，走一段就要停下，过一会儿再走。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冷冷钢豆。意思是走久了，轴承上的钢豆发热，容易损坏。还有一位公社干部，遇到泥泞路段，都是将车扛在肩上，不舍得让它变脏。日照港第一任港务局长刘丙寅先生曾对我讲，他当年在省建委宿舍住，怕自行车丢失，每天晚上都将自行车扛上六楼，次日早晨再扛下来。
　　我当然也疼惜自行车。骑到胡家石河，都是将它推到我住的里屋，晚上睡觉前看上几眼。早晨醒来，看一看它，一天的心情也就有了良好开端。
　　我知道，父母为买这车，卖了一头肥猪，花光了家中积蓄。我又听他们说，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打算，第二年给我建起新屋。他们一点一滴节省，一分一毛地攒钱。我当然感恩戴德，积极响应。每月领到工资，一般是这样分配：交给生产队十二元，交给父亲五元，剩下的四块五才由我支配。我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因为买书，身上只剩下几毛钱，坚持了一个星期才领到当月工资。
　　我的日常花销简朴到极致：周日下午，从家里背来一包煎饼、一包杂面、一包咸菜。
　　（连载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