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我教的初中政治课统一成绩，比中心校重点班还高出2分(1979届重点班毕业后，中心校又办了一个班)。春节后开学，公社召开颁奖大会，我和古城学区的老师们一次次登台领奖。会上一共发了二百来张奖状，我们学区拿到四十多张，在六个学区中名列第二（第一是公社驻地的相沟学区，因师资力量强，难以超越），一举甩掉了“小六”的帽子。
　　三月底，相沟公社在中学操场召开中小学运动会，我和王可善老师带领一群学生，参加多个项目比赛，总分获得初中组第一名。
　　可以说，我这个刚刚有了名分的古城学区教导主任，在全县统考中和公社运动会上挣足了面子。
　　我一边抓教育质量，一直盯紧管理区书记，经常找他说建校的事情，并把建校需要的资金做出了匡算。缠磨一段时间，到了12月中旬，他终于同意开会研究这事。
　　那天，八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先后来到管理区大院，我带着他们去联中看了一圈。有的书记看了那些教室忧心忡忡，说不能再用，应该建起新的。但坐下商量时，有的村支书一言不发，态度不够积极。孟书记将任务挑明：集钱集物，为联中建12间新教室。他宣布，建校一共需要多少钱，根据人口分配数额，各村分别是多少，阳历年之前交到联中。大队书记们，或干脆或迟疑，都点了头。
　　然而，元旦到了，只有一半大队交了款。我向孟书记汇报进展，他让我下去催交。我就到未交款的村子找书记要。我自己不抽烟，身上却一直揣着烟，见到大队干部就敬。那时候，“前门”牌香烟一盒三毛九，一般人抽不起，只有托人办事的时候才舍得买。有一所学校的小学生造出这样的句子：“只有大前门，才能走后门。”老师不知道应该打对号还是打错号，在全县教师中引起一场争论。青岛产的“金鹿”两毛七一盒，也算好烟，因上面有一只跳跃的鹿，被戏称“四条腿的”。我求村干部拿建校款，就用“四条腿的”。敬上一支，还划火柴给他们点上。村干部抽着烟，态度不一。有的说，马上让会计送上；有的说，村里没有钱，等等再说。还有的，瞧不起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不理不睬，我敬烟他也不接。这种遭遇，让我十分郁闷。我有时想，这是何苦呢，哪个草窝里住不下一个姓赵的？这样低三下四，哪跟当一个普通教师轻松？我教语文，教政治，教学质量不会比别人差。
　　但这仅仅是一时的怯懦，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还是让我重新鼓起勇气。我想，即将碰个头破血流，我也要把这两排房子建起来。我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在调离这里的时候问心无愧。于是，我怀揣香烟，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去求人，苦口婆心劝说。碰到个别不听劝的，我就用威胁的口气说：不交款也可以，但是等到新屋盖起来，你们村的学生就没处上初中了。
　　软缠硬磨加威胁，我在半个月之后收齐了全部房款。
　　那时，农村没有像样的建筑队，只有公社综合厂可以承建一些房屋工程。我去联系，综合厂就派了一位姓石的师傅，让他带人来建。石师傅就是石崖大队的人，住在家里方便，我与他一次次商量，建什么样的房子，备什么样的料，然后一样样落实。
　　那时我太单纯，只觉得心底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能放心。加之老师们各自有课，建校事宜由我一个人负责。我外出购料，向会计支出现金，再回来交单子报账。我到费县买水泥，到临沭县店头镇买木料，到莒南县城买水泥棒，去圈子村买石头，大多是我自己去联系好，然后雇了拖拉机去拉回来。现在想想，这个做法非常错误。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如果有人质疑我在采购中有猫腻，我难以说清。好在，老师们对我高度信任，谁也不把我往坏处想。我也高度自觉，处处节约，凡是购进东西，物有所值。
　　我自己没有贪腐行为，却遇上了这样的两起：
　　一次，我买来一些上好木料，放在管理区大院，孟书记过去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根木棒说：这一棵，我弄回家用用。我觉得他是领导，为建校操了心，不好拒绝，就点头答应。过了两天，他果然找一辆拖拉机，将这棵木棒拉回二十多里外的家中。
　　（连载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