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霞

　　前些日子从某微信公众号看到一篇推送关于东港区政府南片区新规划动态图，以东港区政府为中轴，往南延伸，依次会有“古韵广场”“图书档案中心”“海曲印”等具有设计感的豪华建筑，建成之后这里将是老城区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中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这个中轴带出生。当时，东港区政府还是县政府，由政府往东二里路、再往南二里路来划分，这个区域被称为“东关”，在这里所建的集市叫“东关大集”，住在这里叫住在“东关”，那时候乡下的姥爷经常来我家，等他回去的时候邻居会问他，去哪儿了？他抿着嘴，很是恣意地拖着调子说：“赶东关哩！”——那种豪气带有某种炫耀似的，如同今天的人出了一趟国。儿童时我经常被父母送到乡下的姥姥家，邻居看到我也会跟姥姥说，“这是东关的那丫头？”——“东关”在那时候好像有着地域的优越性。
　　1989年，日照县升级为日照市，政府驻地不变，直到九十年代，政府驻地东迁，日照市政府原驻地不变为东港区政府，一直使用至今。
　　随着城市建设工作展开，各个街道巷口也都有了自己的名字，我所住的小巷子便被取名“小官巷”，有几次我好奇这个名字的来历，但并未有所收获。于是便自己以为“小官”是取自“东关”的“关”，是东关的中央区吧？亦或是因这个巷子真的住过日照县的县长大人，而被封为“小官”？既然是“小官”，那理应有与其对应的“大官”，但并未听说哪条巷子叫“大官巷”，好奇心便不了了之。
　　小官巷的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置身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里虽是核心位置，但在很长时间里是城市里的“农业户口”。而具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却没有像样的农地，印象中，整个住在“小官巷”的居民都没有打过粮食。但不得不生活，于是，住在这里的人便具有天生的自我谋生能力，压煤球的、开茶炉的、做豆腐的、糊灯笼的、蘸糖葫芦的、杀猪的……家家户户身怀绝技。
　　小官巷住着统共不超二十户人家，瘦瘦长长的巷子两边随意搭着极不规则的房子，有的人家紧贴着巷子，进门就是正屋，屋内同时是厨房、炕头、餐房；有的人家入了大门，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过道方进入堂屋；有的人家锅屋蹲在门口，做饭用餐后要绕过大大的院落才可以走进自己的卧室。我的家就更加有意思，杀猪的付爷爷家的偏厦，管计划生育的九奶奶家的茅房，以及炸油条家的大爷家的菜园子———都分别坐落在我家里，导致我家的院子不是长的，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而是可以分割成无数的三角形、五边形。母亲便在略微大一点的地方养了猪，种了西红柿，打了压水井，栽了月季花。现在回想起来，仿佛是迷宫一样的院落虽然生活动线极其不合理，但更像是自己家的伊甸园。
　　那个“县长大人”家在巷子的入口处，理所当然的，他家挂的牌是“小官巷1号”，我家与他家斜对门，是“小官巷2号”。他家的屋顶是古老的青色瓦片，屋檐四周向上翘起，是仿照安徽旧时大户人家的做法。他家大大的院子里坐落着正厅与东西偏厅。我记事起，大人们并不让去他家，于是，他家的神秘性也超出我们常人想象。直到后来，他们家搬走时我进去看了一眼，只是偏厅的摆设就与我们普通人家不同。
　　后来可以频繁进入1号院是因为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房子赁给了范姨，范姨觉得他们院里的井水不好喝，就到我家挑自来水。水龙头半拧着，水流流入铝皮桶里，范姨站在六月的石榴树下与母亲窃窃私语，她们聊范姨家的男人有了“小三”，以后范姨和儿子该怎么过，还聊爷爷的怪脾气，因为下棋时对方悔了一步棋爷爷便掀了棋盘，还聊云云头上的虱子。水桶已满，水从桶沿溢出来，爷爷过来拧紧了水龙头，嘴里说着吃了不疼洒了疼。
　　进入21世纪那年我从这条小巷嫁了出去，初秋的槐树和梧桐的树叶密密麻麻地遮住了早晨的阳光，打那以后，家人也陆续迁移到外地，只是老房子还在。
　　2008年的某一天，我打巷子深处走过，手里拿着一个大号的单反相机，看到好多人家的屋顶早已长出来草，这才发现巷子里好多人都已搬了出去，有新洗的衣服如多年以前那样晾晒在家门口，压水井刚刚停止工作，还滴答着水；墙壁上胡乱涂抹着出租房屋、办证办卡、疏通下水道的广告信息。如农业户口曾经给这里的人带来些尴尬一样，这里的住房同样尴尬，既拆不得，又装修不得，因为早些年就听说这个片区要开发拆迁，投入进去装修费在拆迁赔偿的时候是不计算数额的，所以，那么多年的时间，小巷子竟然从来没有哪户人家办过喜事，大多都在外头买了房子当了婚房，破旧的房屋，勉强维持不要摇摇欲坠就可。
　　房子装修不得，却可以加宽加盖加高，所以，当我走进这个巷子的时候，我看见原本窄长的巷子更窄，好多人家将自家的院落拓宽到路面，原本一层的房子加高到三层，原本空闲的院子全部临时盖了房子，等着政府拆迁赔偿金的发放。
　　这个巷子，竟然让我第一次有了陌生又失望的恍惚感。巷口的槐树和梧桐树早已不见，远处一个矮瘦邋遢的女人满脸恶意地看着我，朝我吼了一句：“你是来干什么的？！”我吓了一跳，本能地看了看手里的相机，心想并没有什么地方打扰到她，或许是这个相机带给她一些不安，于是就把相机收进包里，并未搭理她。
　　她倒是走了过来，脸上不再那么凶恶，而是立刻将笑容堆了一脸，边走来边说，“我还以为又是那些拆迁办的呢！”她边道歉边叫着我的小名，我这才发现她竟然是我儿时的玩伴春宁。她的父亲整日酗酒，时常去代销社里赊欠酒钱，最终酒醉而亡。我依稀记得她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经问过我，地球是圆的吗？我说当然是圆的了，他说怪不得在转呢！十几年与春宁不见，我不知道她究竟遭遇过什么，在这条“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巷子里她还在坚守着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她对一个走进来的人有如此强烈的敌意，或者她在对抗着什么。
　　寒暄了几句，我便迅速逃离了。她在后头继续喊着我的小名，让我有时间来玩。
　　我终究是再也没有回去过。
　　2017年—2018年，百度地图上都搜不到的“小官巷”终于和着推土机的轰鸣彻底地告别了这个时代，夷平了最后一间房子的“小官巷”终于成了岁月深处的小巷。东港区政府的东边二里至南边二里范围已经不是以前的“东关”，而是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组成的另一个名字——东关里。嘴里念出“东关里”的时候，要把“里”认认真真地读出三声的调子。
　　范姨一直独身，她是母亲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