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谢岩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和系列党史教育活动，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到革命先驱的事迹。李大钊等在94年前绞刑架下的一幕，更让人们动容。鲜为人知的是，和李大钊同时站在绞刑架下赴难的，还有一位日照革命者——郑培明。
　　1927年4月18日，郑培明和李大钊等一起，在北京就义。94年光阴荏苒，郑培明的女儿郑咏雪已经去世。2021年8月21日，记者采访了郑培明的过继儿子郑世琳之子郑成枝。

在青岛受邓恩铭影响 立志报效祖国
　　郑培明，字镜秋，系日照市岚山区后村镇李家洼村人。1899年，他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兄妹7人，他排行老大。父亲郑全榛是一位忠厚勤劳的农民，曾做过长工，以种田维持全家生活。他见郑培明聪明好学，便节衣缩食供其读书。郑培明先在本村读私塾，又到邻近的邵疃高小读书，后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24年夏，郑培明从青州师范毕业，经人介绍，到青岛台东镇小学任教。此前，邓恩铭在青岛做地下工作时，曾以该校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已将革命的火种撒在了该校。时值共青团员邓佑民在该校任教，做工人、学生运动工作，他在与郑培明的接触中，见其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便主动与他接触，向他讲解反帝爱国的道理，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道理的理解。郑培明还时常跟随邓佑民到日本开办的工厂了解情况，亲眼看见日本资本家同中国官方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镇压工人运动的丑恶行径。他决心以身报国，以国家存亡为己任。
　　郑培明还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向家乡进步青年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和青年志向，他对进步青年郑世山说：“有志男子要以国为重，现在军阀混战，南北不统一，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无宁矣，则民不安也，要打倒军阀，把各列强赶出中国去，削国耻，争国权，必须统一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在他的影响下，郑世山毅然离家去武汉参加了北伐军。

跟随李大钊 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春，为寻求救国真理，郑培明离开青岛赴济南。经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成员的丁惟汾推荐，任山东省社会教育经理处总务联务，并经常随丁惟汾来往于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国共两党的秘密联络点。期间，他熟识了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王乐平和王仲裕，后经他们介绍加入国民党，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郑培明敬仰孙中山先生，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济南时，郑培明无比悲痛，参加了济南各群众团体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他不顾山东军阀张宗昌大肆捕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奔走于工厂、学校宣传三大政策。后被军阀派出的密探侦知，处境十分危险，他仍乔装周旋，积极开展工作，联络进步人士，发动工人、学生反对军阀统治。
　　为了脱离险境，郑培明不得不离开济南，经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北京执行部负责人丁惟汾介绍，赴北京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会计干事，兼任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
　　时值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双重身份与丁惟汾共同领导北方15个省的国共两党工作，因国共两党机关在一起办公，郑培明有机会与革命先驱李大钊接触，并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他有机会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与刘和珍共同参加“三·一八”请愿，身负重伤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消息传到北京，在李大钊和丁惟汾的领导下，北京10万多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连续举行了三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和集会，郑培明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并参与组织“沪案雪耻会”，带头捐款，支援在“五卅”惨案中蒙难者的亲属。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北京各界10余万群众、200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8国最后通牒和驱逐8国公使的游行示威活动，会后又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郑培明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
　　当请愿队伍进入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后，守卫突然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并用马刀、刺刀砍杀群众，请愿学生刘和珍（鲁迅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中曾有记述）等47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55人受伤，其惨状目不忍睹，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郑培明目睹现场，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同军警搏斗，敌人击伤了他的颈部和腿部，后被救出，方脱离了危险。23日，北京市总工会、学联等团体在京为“三· 一八”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郑培明参与发动和组织了这一活动。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开始大规模逮捕爱国人士，封锁了国共两党党部，在所下的通缉令中，李大钊是被通缉的第一位，郑培明也在通缉之列。

北伐回京途中，见父母妻女最后一面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率国民军打进北京，赶走了段祺瑞。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入关进京，与直系军阀联合起来，勾结列强疯狂搜捕革命党人，镇压革命运动。
　　为了加强北伐军的骨干力量，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南方支援北伐战争。郑培明被派往广州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中央党部任译电专员。
　　为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国民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北方交通局（秘密活动），郑培明奉命回北京，任交通局北京总部机关部会计主任兼总务科长。因事务繁忙难以兼顾革命活动，后辞去会计主任，专任总务科长职务。
　　郑培明自离开青州赴济南后，从未再回过家。1926年夏，他从广州回北京时，顺便回到离别数年的家乡看望父母和妻儿。此时，他4岁的儿子已病殁，年迈的父亲希望儿子能留在家里，挑起家庭的重担。婚后一直两地分居的妻子更是喜出望外，希望丈夫不再离开，免得整天为他担心。
　　可是经受了革命洗礼的郑培明，已无暇顾及家庭的责任和个人的安危。他对父亲说：“我知道父亲为我受了不少苦，我在外面干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了穷人不再受苦。现在洋人侵略中国，军阀欺压老百姓。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多少有志青年抛家舍业，走上救国道路。有国才有家，我哪能只想自家、不顾国家呢？”他在家住了十多天后，就挥泪告别父母和妻女，又踏上了革命征途。
　　可他的家人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在敌人密谋下被捕 与李大钊一同就义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派出了大批便衣密探，在京津一带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郑培明已被军阀列为首要搜捕对象之一。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在侦缉处长吴郁文、总监陈兴亚等人的密谋下，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对北京的革命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此前，郑培明察觉自己已在敌人的监视下，他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监视，与路友于同去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国民党人刘巨全寓所，商讨如何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群众抗议和反对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不料此事被密探侦知，随即刘巨全寓所被包围。当时有一国民党人发现寓所附近有暗探，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进告其情。
　　郑培明闻讯后，立即走出寓所，几个密探随即追之。当他行至香炉营四条东口时，被张作霖密探截住并搜遍全身，只搜出了郑镜秋名片，敌人认定无疑，刘巨全也同时被捕。尔后，敌人在寓所又逮捕了数名到此联系工作的国民党人和进步人士。与此同时，反动军阀不顾违反国际公法，依然窜进苏联驻华使馆界内，将李大钊同志逮捕。当时被捕者达200余人。
　　敌人的大逮捕，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正当各界人士、社会名流、被捕者的同乡、好友和亲属四处奔波营救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还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首要者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郑培明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坚强不屈。后来，他与李大钊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里，敌人对李大钊的刑罚更加残酷。但李大钊仍鼓励同监难友要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并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1927年4月28日上午，凶残的敌人不顾舆论反对，将李大钊和谭祖尧、路友于、郑培明等20位革命者一齐秘密绞杀。郑培明时年28岁。

去世60年后，首入《日照英烈》
　　在今年69岁的郑成枝记忆中，父亲郑世琳听老爷爷郑全榛讲过，爷爷郑培明的灵柩是由一辆汽车和马队送回来的。
　　1985年，时任日照市（县级）民政局副局长的辛崇法和相关工作人员远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寻访日照籍烈士，为日照革命烈士纪念馆搜集材料。他们了解到，郑培明就义后，在白色恐怖中，一些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及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将其灵柩转运到故乡日照。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声讨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屠杀革命者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解决死难烈士的善后处理事宜。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拨款3000元，安葬郑培明烈士的遗骨并抚恤烈士家属。
　　在日照各界爱国人士为郑培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日照县立中学的爱国师生敬献的挽幛，表达了人们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挽词是：
　　天祸中华，军阀专政；外媚列强，内残百姓。
　　上下勾结，窃权弄柄；十余年来，国民交病。
　　聿维烈士，青年之英；奔走革命，志切廓清。
　　南去岭表，北起燕京；荆天棘地，驰驱长征。
　　张逆督鲁，原敛黩武；君撒传单，痛言其苦。
　　段氏执政，民众是诲；请愿伤足，饰词慰父。
　　奉系党国，凶焰益逞；侦探密布，骑徙纵横。
　　风疾草劲，君志弥贞；身在虎穴，继续斗争。
　　方冀胜利，革命观成；乃系缧绁，竞为牺牲。
　　呼乌噫嘻，自古有死；死重泰山，名刻青史。
　　兹君之灵，归葬故土；既痛国殇，复念旧雨。
　　爰陈俚词，跪奠琼浆；魂兮有知，来格来飨。
　　郑培明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指引下，由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成为信仰共产主义、敬仰共产党人的革命者。
　　198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遗骸原于1933年4月安葬于此），并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撰写了《李大钊烈士碑文》，《碑文》中将与李大钊一起殉难的郑培明等20位革命者的名讳彪炳史册，成为人们永远的纪念。
　　1987年，《日照英烈》第一辑出版，其中就有辛崇法、宁丰书根据外调材料撰写的《与李大钊同殉难的郑培明烈士》，叙述了郑培明的生平事迹。至此，郑培明牺牲60年后，家乡人民才真正了解这位为求全民解放而献出生命的早期革命者。
老照片、画像和永远的纪念
　　“爷爷去世时，我父亲郑世琳还没出生。”在郑成枝的讲述中，郑培明牺牲后，其父郑全榛做主，将次子郑培杰的长子郑世琳过继给了郑培明的妻子秦氏。1927年12月，郑世琳出生后，按家乡习俗，为郑培明披麻戴孝正式出殡。此后，郑世琳由郑培明的妻子秦氏抚养长大，成人后，郑世琳赡养秦氏并为其养老送终。
　　在郑成枝保存的郑培仕讣文中记载：郑培明被军阀屠害后，其胞弟郑培仕义愤填膺，虽然当时年仅十四岁，但毅然加入国民党，矢志报国，筹组抗日会，并赴南京请愿，面谒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丁惟汾；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江苏、河南、重庆等地任职，参与抗战。抗战胜利后，郑培仕回到山东，时任青岛市社会局局长，1949年迁往台湾。郑成枝说，郑培仕于1989年、1992年曾两度回到家乡，1995年在台湾去世。
　　1985年，在日照革命烈士纪念馆开馆准备工作中，未能找到郑培明烈士的照片。郑培明的姐姐说，郑培明的过继儿子郑世琳与郑培明长相十分相似。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画家安茂让根据郑培明姐姐的描述，结合郑世琳的照片，手绘了一张郑培明的画像，在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展出。
　　后来，身在台湾的郑培仕提供了一张1925年郑培明和朋友的合影，1987年《日照英烈》（第一辑）出版时就用了这张合影中剪下的郑培明的照片。2021年8月21日，在郑成枝的家中，郑成枝拿出父亲郑世琳留下的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照片中，身材颀长的郑培明站在后排左一的位置，着棉袍马褂。当时应是寒冷时节，照片中人皆着民国常见的宽袖棉袍，女青年有的戴着围巾，有的戴着当时流行的盆帽，郑培明和另外 6 位友人胸前还佩戴白花。
　　作为郑培明过继儿子的郑世琳，在邵疃小学高小毕业后，曾在村里当教师，后在滨海军区文工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日照县文化馆工作，擅长戏剧创作，从县文化馆离休后，还被聘请到临沂市艺术学校工作。郑世琳于2016年去世。
　　郑成枝介绍，郑培明留下的唯一骨血、其女郑咏雪嫁至安字沟，育有三子二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远赴东北，于八十年代返回日照，“逢年过节时，我和父亲都会去看望姑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身在台湾的郑培仕回乡探亲时，出资（郑成枝经办）为侄女郑咏雪在城西窑沟购房，九十年代末，郑咏雪夫妇去世。
　　生于1952年的郑成枝，1965年考入日照八中读初中，1978年，父亲郑世琳从日照县文化馆退休后，郑成枝进入新华书店工作，后入党，历任教材部主任、经理助理等职。2001年，郑成枝从市新华书店退休，目前其子郑颖和妻子都在新华书店工作。
　　“今年孙子9岁了，我常常把这些照片拿出来，跟他讲你老爷爷是烈士啊！”由于历史原因，郑成枝的父亲郑世琳很少跟后辈提起这些事。但父亲去世后，郑成枝把这些材料都妥善保存起来。
　　“这是一份永远的纪念。”
　　黑白照片、白纸黑字，微微泛黄的印记，是岁月的痕迹，小心翼翼的翻动，是殷切的情意。这黑白的记载中，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所验证的、所展示的却是鲜红如血的记忆！这些记忆历久弥新，先烈们如山的理想、如磐的信念、坚定的志向，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也是我们永远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