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善春
　　小时候，老家人对父母的称呼不一样：父母都在本村务农的，其子女管父亲叫“爹”，管母亲叫“娘”；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本村务农，其子女管父亲叫“爸爸”，管母亲叫“娘”。我属于后一种。像我家这样的，人们叫“职工家属户”。
　　那时候，在农村职工家属户并不多，每个生产队里也就有个三户两户的。这些职工家属户没有常年在生产队里干活的男劳动力，只是农忙时，在家的老婆孩子到生产队里帮活几天，且也不能干重活。这些职工家属户是靠往生产队里投钱买口粮。有的职工工资低，孩子多的，有时再遇上特殊情况，时常拖欠口粮钱，在生产队里不受欢迎。
　　我爸爸在外村教小学，工资低。一次，我爸爸把工资借给了老婆生病的同事，到了该往生产队里投钱的时候，那个同事没能还上线，娘也不知道。生产队里分小麦时，我娘在场上怎么也没找到自家应分的小麦，正在纳闷时，一个刺耳的声音传来了：“不往队里投钱还来领什么小麦？”娘的脸唰一下子红了，难受得说不出话来，匆忙回家了。这件事是我长大后娘告诉我的。“打那以后，只要你爸发下工资，就先往生产队里投些，自己平日少花点。人要脸树要皮的，为人不能让人说不是。”
　　生产队里种地缺肥，提倡养猪造肥，猪造的肥可以顶钱。娘为了少投钱，人家养一头，我家养两头。那时候养猪没有现成的饲料，春夏季野菜是猪的主食，秋天鲜地瓜秧是猪的主食，冬天地瓜秧面和地瓜干面是猪的主食。有野菜的时候，娘每天得去剜两次野菜，我和两个姐姐下午放学后，星期天也得去剜些野菜，不然，猪就吃不饱。秋天，娘每天得割一大背篓的地瓜秧（生产队按猪的数量和大小分给一定数量的地瓜地，提供地瓜秧）。
　　冬天，成行的大雁来了。这些大雁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到离村子较远的麦田里偷食麦苗，在麦田里留下了一垛一垛雁屎。雁屎是很好的猪饲料，猪爱吃又爱长，娘便想到去拾雁屎。娘喜欢趁夜做些针线活，睡觉晚，听好了雁叫的方向，断定出雁落的麦田，第二天早早地起床了。每次娘挎着满满一篮雁屎回家的时候，天刚亮。整个冬天大雁并不是每夜都去偷食麦苗的，有月光的深夜才是它偷食的良机。为了备下点雁屎，我和两个姐姐跟娘一同去拾雁屎。冬夜的风并不大，吹到脸上像刀割一般的疼。我们顾不上这些，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一垛一垛雁屎像一块块冰，凉得刺骨。拾了不多会儿，手冻得又疼又麻，只好停下来搓搓手再拾。娘心疼地劝我们先回家，那时候农村孩子能吃苦，不肯回去：“只要能多拾些雁屎，娘不怕冷，我们也不怕！”“过庄户日子就得不怕吃苦。”娘见我们不怕冷便给予鼓励。现在回想起这些事，好一阵心酸。娘为了养猪，为了让猪长快长大，为了生活，为了用养猪赚的钱给我们买过年的新衣，娘付出多少？何止拾雁屎的挨冻之苦？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都过着穷日子。戴的帽子，穿的衣服和鞋，没有一样去买现成的，全靠自己动手去做。不少家庭妇女并不会做针线活。娘小时候跟姥姥学了一手好针线：会缝大人小孩的帽子，会裁缝单衣棉衣，会做单鞋棉鞋。春天，白天时间长了，是有时间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家的院子里几乎每天都坐满了学做针线活的人。娘在院子中间放一张苇席，娘就在这张苇席上教针线活。对于那针线活做得差的人，总是手把手地教，只有讲解的话，没有批评的语。娘常因为忙于教针线活误了做午饭，我们很少能回家后吃上现成的午饭，大多要帮娘做饭。为此我们也抱怨过，可娘总是说：
　　“谁叫咱会呢？”娘为了腾出时间教针线活，自己要做的活尽量放到晚上做。我常夜里起来小便时，听到娘屋里屋外走动的声音。看到娘睡觉的屋里还亮着灯，招呼娘睡觉，娘却说：“娘是大人，睡觉时间不需长，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上学。”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娘哄我的话，娘之所以成天那么忙，她是把许多时间给予了别人。
　　老家有个习俗，女青年结婚都要给丈夫做双新鞋，暖的时候结婚的做单鞋，冷的时候结婚的做棉鞋。这种鞋是很讲究的：做工要扎实，样子要美观，大小要合脚，穿在脚上要舒服。会做这种鞋的人不多，我们这里方圆十几里除了娘没有人会做。冬天结婚的特别多，做鞋的都得早排号。这一冬娘是很忙的，娘除了白天抽空做，还要加夜班。那时候没有能看时间的表，娘靠看星星来掌握时间。夜里做鞋困了，就到院子里看看南天上的三颗明星。“三星出来了”“三星天晌了”“三星落了”，是娘夜里常说的话。娘说的这些话至今我也不清楚其意。“三星出来了”，可能指晚上八九点钟；“三星天晌了”，可能指晚上十二点左右；“三星落了”，可能指深夜三四点钟。娘一般都是自语着“三星天响了”才熄灯。
　　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邻居大妈说娘挂吊针了，我吓得急忙跑回家，看见娘躺在床上，两眼微闭，脸色蜡黄。我哭着问爸爸，娘得的是什么病。爸爸安慰我：“你娘是做鞋累的，歇歇就好”。原来，娘因感冒几天没有做鞋，本村的一个女青年快到结婚的日子，她丈夫的鞋还没做起来，娘非常着急，还沒等到感冒彻底好就又拾针做鞋了。做这种鞋是个累活，尤其扎鞋底。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既厚又硬，上鞋前需先沿鞋底周边用针锥扎上针眼，针眼之距有米粒长，上一双鞋要扎上百个针眼。每扎一个针眼都要使很大劲。娘坚持着每扎十个八个的针眼停下一歇，就这样，娘坚持着把鞋做起来了，没误了人家结婚用。鞋被人家拿走了，娘因劳累而重新感冒，竟然晕倒了。
　　娘感冒好了，却落下个虚弱症，每年冬天，虚弱症都要犯好几次，一年比一年狠。每一次都要挂吊针，都要躺个十天八日的。娘要做的家务都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暗自抱怨：“娘呀娘，您怎么就不明白，您累坏了身子谁能替您受罪？难道您教人家做针线活是为了得到人家偶尔帮您做点家务活？您为人家做结婚用的鞋，是为了人家给您两盒饼干、几个花子、几块糖米吗？您甘愿付出，不计所得；您不是伟人名人，您却在乎名声。”
　　“人活着，能为别人做事最好，能叫别人说你好，别叫别人说你孬。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还是留个好名好。”娘说道。
　　尽管疾病缠身，娘还是没有彻底放下手中的针线，只是比以前做的少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手中有钱了，戴的帽子，穿的衣服和鞋都到市场上买现成的，娘这才放下手中的针线，有点清闲了。
　　可不幸的是，娘的身子越来越差了，没有一天身上是舒服的。可以说，娘的后半生是在疾病折磨的痛苦中度过的。娘七十来岁就走了。
　　如今，每当我看到农村那些八九十岁的老太太，身体依然健康，成天过着衣食无忧，清闲自在的日子，我便想起了已故二十几年的娘。娘活着的话，也有九十多岁了。

作者简介
　　牟善春，语文教师，日照市东港区作协会员，有文章散见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