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强
　　2020年12月，《中国作家》刊登了《<北京文学>“重温文学经典”征文启事》，“为了唤回我们每个人对文学经典的美好记忆，在新媒体时代点燃经典的亮光以照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引领我们追求美好的理想与信念。从现在起，我们发起‘文学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活动”，要求“回忆并记录你印象最深并且对你影响最大的某部经典作品的阅读经历和感受。”这些文字，勾起了我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文学热”的记忆。
　　40多年过去，至今想来那个年代，现在还让人有些激动，唯怕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有限不能准确全面地予以表达，辜负了那个时代的本来面目。
　　这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从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仍是记忆犹新，现在爱好文学的年轻人也懂得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仍记得上小学时，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三国演义》，纸张已是泛黄，边角卷曲，页码也是缺头少尾，就是这样一本书，哥哥拿到家，马上藏了起来，就像偷来的一样，原因是这样一本“禁书”，被人发现后，是要没收的。十年“文革”，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禁锢着人们文学创作的灵感，压抑着人们的文学梦想，束缚着文学创作的笔杆子。粉碎“四人帮”后，文学的春天来了，人们猛然间从“文革”的梦境里醒来，压抑了10年的文学激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也诞生了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百看不厌的优秀作品。
　　从那个年代过来认识汉字的人，几乎没有人未读过路遥的《人生》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这两本书。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是那个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篇小说之一，爱屋及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也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记忆。
　　中篇小说《人生》，原载《收获》1982年第3期，以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家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高家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高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体现了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2018年9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具影响力小说”，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读到小说《人生》时，我参加工作已经两年了，还不足20岁。视野决定人的理想，当时老家村里就那么几位吃“国库粮”的，骑着庄户人没有的自行车，上班下班路上很是威风，乡亲们没有不眼馋的。我曾经想象将来就找巧珍这样的姑娘当自己的媳妇。她羡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正好自己也算是个文化人，她听话，很容易满足，这样的好姑娘善良、纯朴、勤劳、美丽，就是中国农村妇女传统美德的典型代表，成家后肯定会孝敬父母，贤惠顾家，言听计从，平平稳稳地过日子。我就想，理想的工作生活就是在离老家不远的乡镇上班，或是从事教师工作，或是在乡镇党政机关上班，朝九晚五，周末可以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衣食无忧，生活满足。
　　无奈，这样的理想媳妇和理想工作与现实相距很远，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高山下的花环》描写的是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三营九连指导员在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崇高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当代军人形象，冲破了军事文学“无冲突论”的老套，正视并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揭示军队内部矛盾的历史伤痛，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高山下的花环》在1982年第6期《十月》上发表后，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连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创下了单日180万册的印刷之最，发行量突破千万大关。其中，《小说月报》转载时印了80万本；《上海青年报》推出特刊，一次印刷了一百多万份。《高山下的花环》先后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十几种文字，2018年9月，《高山下的花环》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现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的一辆彩车，选用了《高山下的花环》造型(摘自2021年11月24日《黄海晨刊》《它为什么会成为时代经典》)。”
　　这是一段很有说服力的文字，几个枯燥的数字足以证明这一点。手机的普及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分散了人们的关注力，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的关注，今后恐怕再好的文学作品也不会再有这样的轰动！
　　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之际，我正在临沂上中专，学校里仅有一台黑白投影电视机，是沂蒙山区的一家军工企业生产的，平时很少开机，也就很难看到电视新闻。所以，每天晚上政治老师都会领着我们学一段《人民日报》上有关反击战进展的情况，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其时，我国已经多年未有大规模战争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的每一条新闻都会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记得我曾经收听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是采访作者李存葆的，虽在外多年，他还是有着浓重的五莲口音，听起来十分亲切，更因为他老家是距我老家20多里地的五莲县七宝山乡东淮河村，一位远房老兄还曾与李存葆在管帅中学一起上过学，更增加了一种亲切感。
　　影视剧的原型是小说，但小说要比影视剧全面、具体、详细，根据这两部小说拍摄的电影尽管都长达两个多小时，超出了一般电影的长度，还有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但都没有小说的故事效果。
　　我们往往都有这样的感觉，读了小说再去看影视剧，往往或大失所望，因为读了小说后，其中的人物、地点、场景会有一种思维定势，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想象出是个什么样子，但影视剧拍出来以后，却不是自己想象的情景，正是“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着影视剧不是自己想象的情景时，就会有所失望，内容、具体细节远没有小说来的丰富。
　　那个年代，很少家庭买得起电视，娱乐也就是听收音机里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之类，还有王刚的长篇小说联播《夜幕下的哈尔滨》，虽未见过王刚本人，但是他那声情并茂颇具磁性的播音，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我们临沂地区还有京剧团、吕剧团、柳琴剧团等，隔三差五就到我工作的煤矿上演出传统剧目，我们莒县京剧团每年也到矿上演出，一演就是三四天。
　　没有电视千姿百态的节目，没有手机的干扰，更没有形成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作者也能静下心来，潜心创作，所以那些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上述两部小说，只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品，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了。
　　看小说故事只是阅读的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学习、模仿写作方法，圆自己的“文学梦”。
　　如今4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众多的文学青年，从而让他们走上了业余创作的路子，当然也有人淹没在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再或是很少写作，也有少数人仍然痴爱着“爬格子”，创作着或优秀或水平一般的作品，但仍是痴心不改，执着地耕耘着文字。
　　稍感欣慰的是，自己经过不断的努力，近年来先后成为了省、市作家协会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也正式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两部，这可是将近40年前的梦想，如今梦已成真。虽说这样的平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
　　我的第二部散文随笔集《且行且记》出版后，2021年2月，新华网客户端、今日头条分别以《退休工人出书记录莒县变迁 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为题进行了报道，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日照广播电视台《社会零距离》、莒县广播电视台《身边视角》分别报道了我写这本书的专题采访。2020年12月，《且行且记》2册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说，这也算是有点成绩的话，尽管我不会写小说，不会编故事，散文随笔作品的集成，应该感谢过去这两部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