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章
　　我是日照市下元村人，年近八旬，定居济南，系山东体育学院退休人员。我奶奶和王献唐的岳母是叔姐妹，和马丹铭的过继娘也是叔姐妹。她们的娘家都是巨峰镇六甲庄子村王家。
　　马丹铭是我的大姑夫，于1962年夏病故，终年81岁。我自1948年到济南后，一直就住在我大姑家。王献唐任《山东日报》主编时，马丹铭任山东都督府秘书兼山东日报社社长。故本文所叙事情，有些是我亲身经历，有些是亲耳所闻。我根据记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日照旧时五大姓——丁、牟、秦、安、李都有亲戚关系。老一辈少一辈，亲上加亲。我们家和王献唐究竟还有什么关系，我就说不清楚了。至于上一代、上上代之间的相处交往，我更不了解。小时候的记忆断断续续。听大人们说，王献唐与孔德成是把兄弟。记得当年，王献唐还给了我一部线装旧《康熙字典》。
　　王献唐的体形属于细高个，身高约1.80米。他对生活细节极不在意，平日里最不愿换衣服。每回他夫人（我称为“大姑”）叫他换衣服他都要发火。有时到了四五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他还穿着皮袍或棉袄。这时，多半是单位里负责照料他的同事，事先把单衣备好放在他的办公室，找个适当的时机说：“王先生，天热了，换上单衣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好意思拒绝。夏天，王献唐多穿纺绸衣服，上衣常扣错扣子，裤子常别在腰上，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
　　王献唐从不喝酒，但喜欢抽烟。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一般情况下，一天只用4根火柴。他不吸好烟，抽得最多的是当时济南生产的简装“生产牌”大包烟。尽管在当时看来，他的饮食是比较讲究的，常备牛奶、肉、鱼、鸡蛋等，但买烟的开支仍是他饮食开销的许多倍。
　　1954年的一天早上，我去看他，他还没起床。我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他一边吸烟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18岁”。他说：“你18啦，什么都没干。我18岁已经是《山东日报》的主编了。”据王献唐说，他16岁前在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即后来的礼贤中学，现青岛十九中），16岁去了天津（和王祥五在一起，王祥五是王崇五的哥哥），大约过了一年又回到了济南，在山东日报社工作，初为校对（马丹铭对我说的），后升为主编。
　　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国民党从青岛派了一架飞机，想接王献唐去台湾。王献唐上飞机后，在机舱门口将帽子故意弄掉，并坚持自己下去拾帽子，拾完帽子就不想再上飞机了。飞机将要起飞，其他人谁也不敢下来。就这样，王献唐又回到了家中，未被国民党接走。
　　济南解放时，王献唐在齐鲁大学讲学，学校准备了一座小楼让他住，但他未同意，而是住进了曾任济南市长的王崇五（我奶奶的娘家侄）的家。由于王献唐在经十路家中的衣物全部丢光，此后他穿的衣服由马家供给，吃的由苗海南按月供给两袋面粉（以前面粉每袋44斤。苗当时是济南抽纱厂厂主，后兼任山东省副省长），直到王献唐成为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按月领工资为止。
　　在我记忆中，王献唐的大门外经常停着汽车，许多官员、学者、名人前来拜访。
　　王献唐和郭沫若很早就是好友，被郭沫若称为“王献老”。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好珍贵的文物，王献唐选取馆藏文物图籍精品，与时任典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人李义贵一起护送这批文献南迁至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据说在川期间，他就长期居住在郭沫若四川乐山的老家。新中国成立后，王献唐与郭沫若仍保持密切联系，郭老及时将一些考古学术信息、资料等送给王献唐参阅。1954年冬，文化部请王献唐到北京鉴定故宫保存的2000多件古铜器，为此，当时山东省政府专门拨款500元为王置办衣服，准备进京。
　　王献唐看起来很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走。抗战胜利后，他亲自将运往四川的古籍文物完整无损地运回济南。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不久即患脑病到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开颅手术，原计划4个小时的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也没有彻底治愈。之后多年，他身体一直不好。晚年时，王献唐饭量很小，午餐、晚餐一般就吃一小碗米饭，或一个高粱馍馍。到最后的几年，他一周只上一两天班，且多是坐人力车到单位看看（济南人称“洋车”），其他时间都在家办公。1957年以前，他家的常客有山东省政协委员张金铎、山大教授赵俪生等人。
　　大概是1959年的一天，王献唐在山东省博物馆（原南新街）院里跌倒，胯骨粉碎性骨折，在山东省二院（今齐鲁医院）用不锈钢的钉子把碎裂的胯骨钉起来。当时，大夫说等胯骨好了以后再把钉子拆出来，结果骨折未好，他又颅内出血引起偏瘫，再次住进了省二院。住院期间，王献唐自己倒水喝时不慎把暖瓶弄倒，身体大面积烫伤，从此便再也没有出院。
　　王献唐于1960年秋去世（时年64岁），葬在济南南郊万灵山公墓，后迁葬青岛（他的三儿子在青岛，大儿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二儿子抗战期间在四川病故，四儿子王文华此时在南京大学任教）。追悼会在当时的省民政厅礼堂举行，时任副省长余修致悼词。
　　王献唐去世后，他的藏书大都献给了国家。（牟敦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