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昌（上接9月3日14版）
　　在《喜马拉雅的雪豹》一文中，他从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豹子尸体起笔，纵笔谈及非洲猎豹与喜马拉雅雪豹的物种分类、进化历程、生存困境，乃至全球气候变暖对高原生态的威胁。这已远超出一篇传统散文的知识容量，近乎一篇严谨的科学小品，归属于“大散文”或“新散文”之列。董玉军并未止步于知识罗列，他进一步追问：“神的使者，正在逐步离开庄严巍峨的喜马拉雅，向着天空缓步走去。”这里的雪豹，已不仅是濒危动物，更成为一种象征——— 一种与世隔绝、高贵孤独、正在消逝的精神图腾。作者借雪豹之殇，叩问的是人类世的贪婪与文明的悖论。
　　《难为水》则是一篇沉甸甸的文化大散文。作者通过明末清初安东卫人苏京的坎坷命运，钩沉了一段被尘埃遮蔽的历史。苏京其人，在《明史》中或许只是一个小角色，但董玉军通过大量地方志、墓志铭、诗文唱和等史料，细腻还原了其在时代巨变中的挣扎、抉择与精神困境。从抗清到降清，从忠臣到“武臣”，苏京的内心撕裂正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缩影。作者并未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是试图深入历史现场，理解个体在洪流中的无奈与坚持。最终，文章落脚于岚山海岸的“海上碑”，苏京与王铎题写的“星河影动，撼雪喷云”与“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以及后世守备阎毓秀添加的“难为水”，共同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这篇散文，堪称是对地方文化基因的一次深度解码和传承。
　　董玉军以其博学和深思，将自然风物、历史碎片置于宏大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使其作品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纵深感。
　　如果说前两个层面侧重于感知与探究，那么第三个层面则达到了哲学上的升华。董玉军试图透过纷繁的表象，直抵万物的实质，并提炼出足以照亮人心的精神图腾。
　　在《荒原上的一棵树》中，那棵孤独屹立的树，超越了具体的物种和地点，成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精神象征：“它站在荒原的中心，只是一棵树。”“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竟具备如此饱满和兴盛的力量，它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力量可以在最贫瘠的地方展现出最为盛大的美丽。”这棵树，是坚韧，是独立，是沉默的对抗，也是蓬勃的生机。它代表了生命最原初、最本真的力量，一种在任何逆境中都能保持尊严和希望的精神。
　　《万物生》的全篇更是这种哲学思考的集中体现。文章从春风的起源写到生命的勃发，从庄周的梦蝶写到宇宙的无极，气势磅礴，思绪浩渺。作者写道：“生命的气息究竟从何而来，这种鼓舞的唏嘘究竟何时发生，世间万物没有谁能够解释清楚，只是遵循着这生生不息的循化而循环往复地重新开始。大地无言。我们就是它所有的珍宝。”在这里，作者已然跳出了对具体物象的迷恋，进入了对生命本源和宇宙规律的沉思。这种沉思，带有明显的“齐物”色彩：万物平等，共生共荣，共循天道。
　　《囊萤志》中的诸多篇章，如《恒河沙数》《醉的等待》，则更多展现了作者对时间、记忆、存在等哲学命题的思考。在《恒河沙数》中，他通过评论托卡尔丘克的《云游》，阐发自己对“星丛”式写作、生命与灵魂、旅行意义的理解：“恒河沙数的人，最终都脱不了在恒河上漂浮的命运。”这种感悟，充满了佛教的虚无色彩与通透智慧。
　　董玉军以其笔端的光芒，照澈了万物的实质：它们无论渺小或宏大，短暂或永恒，都参与构建了这个世界的意义网络，都承载着某种精神性的存在。他从中提炼出的，是一种面对苦难时的坚韧、面对无常时的坦然、面对孤寂时的丰盈，这是一种足以支撑人走过漫漫长夜的精神图腾。
　　《万物志》是一部包罗万象、深情而睿智的作品。董玉军以一颗敏感的心、一双洞察的眼和一支灵动的笔，完成了对万物的一次深情巡礼。他不仅是在为万物立传，更是在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每个人寻找灵性的依托、文化的根脉和精神的家园。
　　他的写作，证明了在浮躁的时代里，沉潜下来的阅读、思考和书写，依然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他于万物之中发现的那些哲思与大美，仿佛在喧嚣世界之外开辟了一片宁静而丰饶的净土，邀请读者一同栖居，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勇气。这，正是《万物志》最大的价值所在。（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