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

　　我家住在西北街
西北街是穷汉市，民风纯朴和睦
　　涛雒的西北街是有名的“穷汉市”。它的地理位置，在南路（大街）往北，粮食市街往西，直到城墙。其中心位置是水门里。其面积约占涛雒围子里的六分之一，人口约占二分之一，约有200多户。由于地皮少，人户多，小草屋鳞次栉比，几乎是人碰人。这里没有一条宽而直的街巷。一条小巷不足100公尺，但要拐上五、六个弯。又窄又长的土路，坑坑洼洼，有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这里在抗日战争以前的长时间中，只有6户属于温饱户。3家姓丁，另3家分别姓秦、聂、宋。西北街有两首顺口溜说：
　　（一）
　　西北街，九道弯，只有穷人没有官，好歹（音佳达）出了个丁局长，稀里糊涂罢了官。
　　（二）
　　西北街，九道巷。
　　东家编耙子，西家车户当。
　　好歹出了个万洪福，车户当里称大将。
　　前一首说的是西北街的穷人多。很少有混阔了的。丁局长名丁惟瑞，住在西北街粮食市。1931年前后，西北山区的大刀会与盐巡（盐警）发生冲突，大刀会煽动农民追杀盐巡，并围攻涛雒。丁惟瑞在涛雒城墙上开枪打死一名爬上城墙的大刀会成员，城上军警继续开枪，大刀会死伤惨重，只好撤退。当时有民谣曰：
　　大刀会，砍盐巡。
　　盐巡第一也不赖，一辔（一口气）跑到涛雒街。
　　涛雒街，把门锁。
　　丁惟瑞，开了火。
　　后一首说的是西北街穷人的职业和生活情况。西北街东半拉，有十多户以用南方大毛竹编竹筢子为生的人家，以姓刘的为主，还有丁姓、孙姓、厉姓数家。自编自销，主要靠赶集时出卖给农民，用于搂草、晒粮等。西北街西半拉的多数人家有木制小独轮车，以推脚为主要职业的被称为“车户子”，合称“车户当”，大约有50多家，(新社会组成车工会)主要为商家运送花生米、大豆、咸猪等到小海码头，以运到上海、青岛等地，这叫“送载”。
　　西北街就像中小城市的贫民窟。除了有务农的一面之外，其他职业总起说，叫做“混穷”，“靠身子吃饭”，几乎谈不到“固定职业”。有点资本、职业专长的，开小铺，卖面条，卖水饺、卖大饼、馒头、年糕、火烧、油条、煎饼，开木匠铺，当泥瓦匠，挎簸篮，挑小挑，沿街叫卖。
　　西北街的人相当自爱。他们都说：“穷，不怕，穷要穷得值识（腰杆硬），不爬高门台。”平时各家都忙于生活，很少往来。可是一旦有共同的空闲时间，也会凑在一起，说说笑笑。谁家有红白喜事，或遇特殊困难，总会互相帮助。还有一种原始的互助关系，叫做“行来往”。比如某家有事，需要举办几桌宴席，他自家因财力不足，很难办到。这时就会有几家邻居出面代办。如某家也有此情况，曾被代办之家，又会主动出面为他家代办。如谁家的儿子结婚，姑娘出嫁，或是走亲，生孩子，总要给家家户户、邻邻居居用红捧盒送些“果子”（自家炸制的甜面食）或红鸡蛋等。在过年（春节）的头三天，互相磕头拜年，热烈祝贺幸福。真是称得上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可是这里的居民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思想比较保守、落后。也许由于长期乃至世代穷困的原因，习惯于过苦日子，没有什么理想，不关心子女上进，没有要孩子上学读书的观念。大人、孩子生病，想不到求医买药，硬熬硬撑。总以“吃了五谷杂粮，谁没有一点灾症”。用这样的哲学理念以自我安慰。如果是孩子死了，就说是“讨债鬼走了！”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这样的文化氛围根深蒂固，世代相传。
　　我家住在西北街的南部，靠近南路（大街），是一座独处一方的精巧的小型四合院。据老人讲，这一带原是一片荒地，我爷爷、奶奶年轻时，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在30多岁时，积攒了一些钱，买了这块地皮，并亲自设计，盖起了这处房子。地处大汪崖北边，正方约4000平方米。堂屋4间；东屋5间，其两间向内，3间向外，作为大门和爷爷的住房；南屋3间为厨房，内有石磨；西屋3间，有碓。各屋一律宽敞高大，石垒墙基高约1米半，青砖墙垛，土墼到顶，白石灰墁墙。大门外有一石砌门台子，紧贴东墙根，向北伸展，长约3丈，宽约一丈多。原为爷爷的生意兴盛之时，西乡用驴骡驮来的花生米，都是倒在这里再装麻袋外运。后来不再做生意了，这里成为邻近的大人、小孩干活和玩耍的好地方。我童年的许多时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家的南边，是个大汪（水池），编筢子的人家用于泡藤条，各家用于洗东西。冬天结冰，小男孩在上边打滑，打陀螺。东边在30米开外，有两户邻居，都是筢子匠家。北边毗邻只有一家，老人曾为大帆船上的老大（船长），长子为船上的巡头（船头组长），老二、老三从商，当伙计。西边是一片广场，有两户穷家都借用这块地皮各盖了三间小草房作为存身之地。这五户人家的老小都对我很好。东边的第一户编筢子的，我家称之为“东边子”或“对门子”，他家姓丁，老大名丁惟功。每年清明节以前都为我扎一只花提篮（大风筝），由我大哥陪我到城西门外西大场放风筝，我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