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昌龙
　　在老爸和老妈之间，我更惧怕的还是老妈。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只打过我一次。而妈妈打我的次数，不知是爸爸的多少倍。
　　我在未上学之前，因贪慕其他小朋友手中价值五毛钱的泡泡糖，而私自拿走了妈妈放在枕头底下的五元钱。我蹑手蹑脚地将枕头放回原处，尽量将床铺成原来的模样，不让她看出我爬上去过。幼时的天真觉得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但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妈妈一直站在门外看着的。她跟在我身后，看我进了小卖部，又偷偷地在我前面回到家门口，等着我回家。
　　我在外面玩了一个下午，天黑才回家，将剩下的四元五角钱一张张展开、铺平，罗列整齐，放回原处。又依照中午的“作案手法”将床铺好。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便去吃饭。第二天，也是中午，妈妈问我昨天下午干什么去了，我头也没抬地回答，说去了奶奶家。他又问我拿没拿钱，我的眼自然不敢看她，便故意支开话题，但事情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所等来的是一根和我中指一样粗的细棍，而它在我身上留下的，则是一道道红印。也许是我的拒不承认惹恼了她，她竟将我绑在门前的水泥柱上。六月的天，太阳照得刺眼。片刻，我便昏厥了过去。我不晓得我是怎样到了医院的，只晓得我睁开眼时，看见母亲伏在病床前，手里还有一个未剥完的橘子。此时的她是那么弱小，那个女强人现在已不复存在，而是弱小得令人可怜。
　　天真的思想使当时幼小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决不再让母亲伤心。
　　我考上了高中，却不见母亲高兴。我知道其中缘由，高中是全日制寄宿学校，也就意味着我需要两个星期才能见到母亲一次。而母亲老家在四川，与我的外婆不能时常相见，所以对我的呵护便少不了。可现在两个星期见一面，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心在滴血。
　　赶上“双休”，学校决定多上一个周日，间周大双休。我在第一个周五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再多上一个周日。我打了三次，第一次没有接，第二次也没有接，终于在第三次，电话那边传来的不是“无人接听”而是微弱的一声“喂！”我告诉她：“是我，妈，我打个电话跟你说……”话没说完，她又接了过去，这次声音明显比刚才高了：“啊，怎么了孩子，不是明天回来吗？我菜都买好了，还让你爸从集市上买了只鸡哪。你那边热不热，学习跟上没有？吃的还行？跟同学相处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让我无从回答，只好跟她说上学的事。她在话筒里的声音明显又回到刚开始：“哦，”要说不同，只是比开始多了一丝无奈与失望，“挂了，学习去吧！”“咚咚咚，……”
　　前几日回到家，母亲得知我当了学校山海文学社的社长，半开玩笑地说：“都当上‘文艺青年’了，什么时候给妈写篇文章！”便有了上文。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母亲是多想你。
　　母亲，您的前半生已为我付出太多，可否把您的后半生也借给我？不同的是，这次我为您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