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
“隆祥”一家人心涣散
　　七缎红大帆船是“隆祥”一家的经济支柱，也是精神支柱。七缎红这次的不幸遭遇，实际上已宣布“隆祥”商号必然关闭，“隆祥大厦”必然倾倒。此事，在我家的不同辈分和不同年龄的家人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爷爷的第一个举措是卖地。当时，我家只有五亩地，分在两处。一处名三角地，面积三亩，旱涝保收，在亚月东岭。是奶奶的私房地。另一处在五里桥子，面积二亩，为家中公账地，比较瘠薄。爷爷为了必须要短时间内偿还一些情面债，就一再和奶奶商量，先把那三角地卖掉，遭到奶奶的严词拒绝。为此，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虽是这样，爷爷确实也走投无路。最后，还是奶奶让步了。三角地就这样被卖掉了，暂时解决了爷爷的燃眉之急，可是也加剧了家中所有大人的心理恐慌；孩子们虽尚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反映到心中和脸上，也不是滋味。
　　爷爷的第二个举措是他深思熟虑的，但在当时，家人尚未察觉，那就是为男性孙子们命名用字的问题。当年初购七缎红大帆船时，爷爷正人至中年，在事业上意气风发。对于养船、玩船，寄予厚望，所以相继出生的五个男孙，以大船、小船、锚、龙船、信船命名。可是，至1931年，大帆船七缎红因伤残而变卖。同年，四婶所生，爷爷命名的信船并未“长命富贵”，而不满周岁即夭折。这对爷爷的内心伤害很大。他认为七缎红之不幸与“信船”夭折，有感应关系，与家运紧密相联。为了有所破解，他决定对继出孙子命名，不再沿用“船”字，而要改用“群”字，意在昭示“人丁兴旺”。所以，1932年，四婶生次子（排行新的老五），命名“大群”；次年二娘生三子（老六），命名“入群”；又次年（1934），四婶生三子（老七），命名“群弟”。为孙辈命名的改变，反映了爷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上，希望“人丁兴旺”。至于如何培养孙辈，他似乎仍未认真考虑。
　　爷爷的第三个举措是缩小商店规模，回到小本经营的阶段。即退还在前街租用的门面房，将剩余商品搬迁到我家的前屋，即爷爷住房的外间，改作商店。所卖货物主要限于酒油火纸烟等。在前街时，协助营业的有两人，一为四叔，一为十六岁的李桂五。此时，因营业很少，李桂五辞职而去。四叔也对这一失去生气的小门市部不感兴趣，不久即告别父母，闯关东，另谋出路去了。
　　四叔直奔长春，找到奶奶的二哥夫妇，是四叔的亲二舅和二妗子，在长春开茶壶炉。由于他们热情帮助，托人找到电话局的一个“工人”职务，一天到晚在深沟山坡挖大坑，竖电线杆子。二伯父自上海回家，病了一个多月。后虽有些康复，但他很怀念七缎红，精神恍惚，不想在“隆祥”小店清理货底子，后来也与在长春卖开水的二舅取得联系，告别父母，闯关东去了。他辗转到了牡丹江，在电报局当了一名帮厨工，天天帮助厨师劈柴、烧锅炉。我父亲长期抱病，大家都以为他患肺痨病，一犯病就大吐血。当时涛雒只有几家中药店，请大夫看病，就是吃些阿胶等止血药，既不能确诊，更谈不到根治。1928年后，涛雒盐场用他做“帖写”，每月8元的工资。1933年调到江苏赣榆县柘汪盐坨当司秤，在涛雒正南60里路，工资略涨，约为15元左右。由于交通不便，家中无人识字，已去两三个月，信息不通。家中的娘们有的回了娘家：我母亲带着弟弟回娘家，帮姥姥打草鞋垫，卖钱糊口；四婶带着孩子回汪家庄子娘家，由于地处西北山区，不通音信。
　　家中男长辈，只有爷爷和大伯父；女长辈只有奶奶和大娘、二娘，孙辈尚有三位姐姐、大哥和我等十几个吃闲饭的。曾几何时，一度辉煌的“隆祥”商号，至此时，真是名副其实的“坐吃山空”。爷爷天天直抽他那根黑杆旱烟袋，紧锁眉头，一筹莫展。
爷爷携我寻父“告急”
　　我父亲是爷爷的三子，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一（1905年10月28日），名纪祯，字正符。比大伯父小4岁，比二伯父小两岁。在他13岁那年，家庭生活很好，爷爷送他到丁姓“五师父”处上私塾。至16岁，已读过《四书》《古文观止》《纲鉴》和《左传》，书法已临过《九成宫》《玄秘塔》《多宝塔》等，真草隶篆都已入境界。这一年，中止学习。当时，二伯父在七缎红上跑生意。爷爷想让父亲在“隆祥”站柜台，他不愿从商，摇头婉拒。后来只身闯关东去了。可是在关东，他只认识卖开水的二舅，别无门路，转了半年多，就又回到老家，并患上了吐血病。
　　1925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是涛雒南乡子村人，姓祁。其父祁顺，在跑上海的大帆船上当老大（船长）。一次在海上遇到“潮河贼”（苏北盐城一带的海盗）抢船，他曾指挥抵抗。在贼人登船后，把他枪杀了，扔到海中。姥姥从此守寡，带一子一女靠打草鞋垫生活。不久，儿子病死，她与只有五岁的女儿（我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于清宣统元年4月27日（1909年5月28日）比父亲小4岁。婚后对父亲养病大有帮助。父亲的身体渐有康复，在涛雒盐场找到一份“帖写”的差事，工作不重，身体尚可适应。涛雒盐场原属山东盐务管理局管辖，1933年，划归两淮（淮北）盐务管理局，其管辖的范围向南扩大到苏北的赣榆和东海两县，需要增补人员，由于父亲工作认真，又有文化，还有一手家传特长，会扶大秤，因之录用他为“司秤”，薪水为15元，派他到赣榆县北部的柘汪盐坨去当“司秤”。父亲每月给爷爷汇钱10元，以补助生活。对父亲来说，一人在外，要吃要用，所剩5元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爷爷“坐吃山空”的大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当时，爷爷的经济来源，除了向我父亲“伸手”之外，别无指望。但父亲向儿子伸手，虽是为了全家的生活，无论怎么说，还是有失体面。他带我去“告急”，总会减少一些尴尬，增加一些温暖。
　　大约在1933年9月的一天，东方刚刚放白，人们还在睡早觉，奶奶和大姐送我出门离家，我跟着爷爷出了涛雒南门，即上公路。天气很晴朗，只是我走路太慢，爷爷起初与我同行。后来约定：他先走一会，坐下来等我。我赶上之后，他再走，走一会再等我。在我们走到虎山铺时，已走出一半的路程。可是太阳已偏西了。爷爷同我在路旁的一个饭馆吃了一点面饼，喝了点热水，准备再走。这时，一辆空人力车正由日照返回东海县。爷爷见我实在走不动了，请人力车夫捎个脚，我就上了车。可是车走得快，爷爷赶不上。车夫让爷爷也上车，一起拉着，答应算一个人的车费。柘汪盐坨有几个，沿途打听了几处，大约到夜里10点钟，才找到父亲所在的盐坨。父亲见到我们，听了爷爷的诉说，他掉下了眼泪，爷爷和我都很难过。我们就住在父亲的宿舍。
　　这里是一片盐碱荒野，盐坨是一个每边约有500米的土围子，内里有上百个大盐堆。坨外有少数盐池，大部分是盐滩，看不到人家。我们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就回涛雒了。父亲给爷爷多少钱， 我不知道。给我的两块钱也被爷爷要去。我回涛雒，从天不亮离开柘汪上路，又是在虎山铺吃的中午饭。回到涛雒时，已黑天了。母亲不知我去柘汪，她这两天未回涛雒。后来我听奶奶说，爷爷托人给母亲捎去了两块钱。母亲对我爷爷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爷爷和奶奶捎信，让她带着孩子回家，她坚决不肯。姥姥劝说她：“叫你回去，你就回去算了！”她回答说：“日子穷了，可以商量着过。他老人家是一个人说了算。婆婆说话他都不听。谁伺候得了他。真是糊涂老的连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