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所昆
　　张传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经师从翦伯赞，并任其助手。张教授发表有三十多种学术论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27年他出生于日照县涛雒四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代名人，日照人民以他为骄傲。
　　我，已过知天命之年，老家青岛，海运院校毕业分配至日照工作三十余载。近年来，因故赋闲在家，迷恋上了地方历史文化。有一件事，我若不说，谁也不知道：其实，我这个普通市民与张教授还有特别的交情呢。
　　既非历史系出身又无文史工作经历的我，竟然喜爱探秘地方人文历史，尤其在探考日照市一些古老地名来由方面，从不盲从前人既有的结论或说法，而是执持不少独到见解，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日照古镇碑廓名字或因项橐》与《“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是我自认为不乏学术价值的两篇长文，《大众日报》不惜版面先后予以刊登，《日照日报》等媒体也进行过转载。后来我寻思：张教授是日照籍史学大家，假如他看过这两篇文章，会有什么反应和高见呢？
　　可是，张教授偌大年纪，又远在北京，更不认得我这个平民百姓，这可如何是好？看来只可尝试一下写信。我常听朋友圈人讲，张教授虽然年事已高，却很关心和热爱家乡。于是乎，在2017年春节前后，我提笔冒昧地给张教授写了信。信中还提示，网上可以搜索到《日照古镇碑廓名字或因项橐》与《“日照”得名或因山顶道观》两文。哦，对了，早前我还发表过《涛雒缘何取“雒”字》小文，张教授是涛雒人，我料想他肯定会感兴趣，不过，我晓得此文在网上没有电子版，因而在信中我又啰嗦了几句：涛雒原名涛洛，明朝后期为避皇帝朱常洛的名讳，不得不弃“洛”取“雒”。信写好了，因没查到张教授的通信地址，我只管写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收”，信就这样发出了。至于张教授能不能收到，自己会不会得到回音，说实在的，我并未抱多大希望。
　　事情过去了一两个月，未见任何动静，我都已经淡忘此事。2017年3月10日，我接到了一个显示为北京区号的座机电话，对方为一陌生男声，说话显得有气无力……一番交流，方才明白：他就是我敬仰的张传玺教授！
　　原来张教授给我打电话之时，身体抱恙，是躺在病床上在与我通话呀。可见他对我发去的信，是多么重视啊。没过一两天，张教授身体痊愈，他又与我进行了数次通话。我这才又知道，我写给他的信，他是在几天前才收到的，多亏一位熟人从北大历史系给带到家里来的。他说自己这些年已不到系里去，嘱咐我以后去信要写他的家庭住址，这样他便可及时收阅信件。张教授解释说，纸质的文稿他还能看，网上界面花里胡哨的，他不习惯，他还戏称自己脑子笨，没学会电脑操作，故而希望我将“碑廓”“日照”和“涛雒”三个地名来由的文章打印出来，尽快给他寄过去，并将他居住的北大公寓地址告知了我。生怕我听不清而记错，老人家又重复了一两遍。张教授离开家乡已经六十多年了，听他电话里说话，仍然带有明显的山东口音。虽然已九秩高龄，但记忆力相当不错，思维也很清晰。
　　按照张教授的要求，我将“碑廓”“日照”“涛雒”三篇文章，使用较大的字号打印并寄出了。
　　几天之后，张教授打来电话：三篇文章他已经收阅，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惊奇。谈起“碑廓”和“日照”两文，张教授夸赞我“是个有心人”“下了大功夫”“功力也不错”，他表示“很佩服”。听到张教授的这些赞誉，我并未感到特别兴奋，其实，我最想听到是“观点是正确的”“结论是可靠的”之类的评断，但他却没这么说。我便直截了当地追问：“我的这两篇文章，您认为可信度有几分？”张教授慢声细语地回答：“两篇文章都很有道理，但还不行。”继而他连着抛出几个“还”字句：“还缺乏过硬的材料”“还需要依据（证据）”“还不能作为结论”。张教授又向我特别指出了考古的重要性，认为我“考古做得很少”，并强调“（考古）要见到实物，否则，发表意见很难”。我能听明白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或者考古发现，那么我的文章只能停留在“推测”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听了张教授一席话，当时我真是有点灰心和失望。不过，接下来张教授又鼓励我继续努力，不要放松，要以现有文章为基础，逐步“积累”和“补充”，争取由“推测”变为“结论”。张教授是研究秦汉史的专家，他向我专门讲述了他在“汉画像石”和“海曲盐官”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见解。以上这些，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张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最后，聊到了《涛雒缘何取“雒”字》，老人家顿时开心起来：“你说的很可能是对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作为一个18岁离开涛雒的老学者，终于算是弄清了“涛雒”的来由，当然会感到十二分的欣慰。我是这么认为的。
　　谈论完了那三篇文章，张教授意犹未尽，询问我还有什么其它作品。我回道：我写了不少探索山东人文历史方面的文章。张教授高兴地问我：可否将这些文章打印出来寄给他一看？哈哈，当然可以啦，我巴不得有机会能得到他的教诲呢！
　　这次通话后，我便挑选了已在媒体发表过的十余篇拙文，给张教授打印并邮寄了过去，其中有：《泻湖，还是潟湖？》《“石河县”与日照城的传说》《光绪<日照县志>曲解“阿掖山”名》《这个“冫口”字谁认得？》《岚山老爷顶，“老爷”指的谁？》《袁世凯墓不能称“袁林”吗》《尉迟恭何曾来过阿掖山》《自编日照地名谜语30则》等。另外，从2017年春季以来，我又陆续创作发表了一些文史类的文章，譬如：《“海曲”漫谈》《日照有个“湣王台”》《日照简称“照”若何》《美哉，岚山“海屋”村名》《应是“昼昏如夜”》《碑廓缘何读“碑guō”》和《丁泰〈登奎山〉望到哪里》等，分批次邮寄给了他。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文章很受张教授的青睐。近一两年来，围绕上述每篇拙作，张教授很多次给我打来电话，兴致盎然地予以点评，每次通话时间大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张教授谈兴甚浓，往往是由我提醒该休息了才结束通话。我还将张教授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论点，进行了录音，并整理成文字写入了日记。张教授对我文章中的观点，基本都表示同意或支持（除了个别枝节问题），还常常不吝赞美之词：“你写的文章，很有意思，很有见解，很有功力。”“每篇文章，都不是空谈。”甚至还说什么“比我强得多了”“我也长了不少知识”。你瞧瞧，他是史学泰斗，我是无名小卒，他竟然如此抬举我，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怪不好意思起来。张教授是多么虚怀若谷啊，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没有一点架子，倒像是一位长者在与晚辈温馨交谈。他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你要继续考证日照有文化底蕴的古地名。”“你才五十出头，大有可为哟。”“你研究日照古地名，是一种学问，这叫地名学，是很重要的……我很支持你！”
　　张教授嘱咐要注重考古，我牢记不忘，并付诸行动：北上河山，南下碑廓，记不清前后共有多少次了，访耄耋，搞测量，自己俨然成了一名考古工作者。可喜的是，在探寻古迹和遗物方面，两个地方都取得了进展，这从日照电视台《河山土层下发现青砖与碳灰疑似古迹遗址》新闻报道，以及《日照日报》刊登的考古调查报告《碑廓“大碑”哪去了》中，可做了解。
　　张教授与我谈论日照人文历史，涉及面很宽也很深，说到他特别关心或有兴趣的史事、文物等，他还会委托我给搞个小调查，为此我还专门去过涛雒鱼骨庙遗址和日照城西黄山无梁殿等地方。老人家无数次给我讲述他脑海中的日照历史与地理，其中不乏他对一些古老地名的认识和看法，在此不妨撮其精要，述说几段：
　　——关于“石河县”：有出古戏叫《牧羊圈》，北京这儿叫《朱痕记》，里面有句台词“我家住在石河小县……”。其中“石河小县”与日照有没有关系，值得探讨。
　　——关于“海曲”：“海曲”并不一定就是“海隅”之意，或许是缘于海岸从来都是弯曲的，因而地处沿海的日照古时就被称为“海曲”。
　　——关于“冫口子”：光绪《日照县志》注释“冫口当作栈”，这不可靠，因为该村历史上从无“栈桥”；再说，“冫口”读一声，“栈”读四声，两字声调不一样。他对“冫口子”改成了“栈子”表示惋惜，认为“古地名不宜随便改动，要尊重历史”。
　　——关于“岚山头”：旧时候我们涛雒人常管岚山头叫“山南头”（也叫“山岚头”），不见得就是因为它在岚山的南面而这样称呼，或许另有隐情吧。
　　——关于“涛雒”：他在赞同拙文观点基础上，又做了有趣的推测：明光宗朱常洛的时候，丁肇中（祖籍涛雒）的祖先丁允元正考举人，大概就是从他开始，把“涛洛”改成“涛雒”了。你想，考举人要填写家乡地址，谁敢冒犯皇帝的名讳呀。
　　……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拙文涉及的一些重要之事，张教授都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比如，关于“照”字作为日照简称，他表态：“我觉得完全可以！”再比如，关于河山顶上发现了文物，他反复叮嘱“一定要报告给主管部门，加以保护，无论它的价值大小”“还要请文物部门鉴定”……
　　与张教授通话，领受他的教导，简直如沐春风，恰似醍醐灌顶。我与他交往至今，所有通话回数加起来不下二三十次，有时候一天两次。这期间，张教授爱女张迎女士给予了积极帮助，她曾对我笑言：“我父亲年纪大了，这些年很少与人打电话，可他和您交谈，精神头特足。”前不久，张迎女士打来电话：“老爷子让我寄一本新书给您，这是他九十岁上写完的。”并核对了我的通信地址。
　　什么书？过了两天我便收到：《涛雒旧事六百例》。扉页上，还有张教授给我的亲笔题字———
　　所昆宗亲：您对日照的老地名之热情、认真调查研究，感动了任何日照人。这本尚有很多缺点的小书，是由台湾乡亲尹德龙编成，从海峡那边给我背来50本。我喜出望外，一个月内就分掉四分之三以上，手头几个校本已无法送人。为您之真诚，我只能送上一本。我已对尹先生和日照报社答应过：我将版权送给他们，但，要将几个错误改掉。尹先生已制了电子版，日照报社已给了电子版。因此，我手中的我留，就不再送人了。您是例外。
　　张传玺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底于北大
　　谢谢您，张教授！一直承蒙您深厚的关爱和无私的指教，却又与您素未谋面，可叹可叹。在乡土日照，晚生遥祝您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