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

七、八年抗战的前四年，到处躲日本鬼子
　　抗日战争开始，涛雒一带就有些紧张。由于涛雒距离青岛较近，陆路相距只有280市里（140公里），海上不断有船只往来，各种消息不断传入。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占据了青岛港，中国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带着3000人的海军陆战队退出青岛，进入山东腹地沂蒙山区。特别是日本飞机几度飞临涛雒上空，涛雒更是人心惶惶。涛雒小学提前放寒假，在涛雒做生意的外乡外地人相继离开，这些情况更加剧了紧张的气氛。涛雒有些大商店已关门停业，有些大户人家在开始外迁，街头巷尾，三五成堆，不少人在议论纷纷，惶惶不安。

32、鬼子来了，我随父母逃难到磴山
　　时近春节的一天中午，保长庄开一大爷爷来到我家，告诉爷爷，说鬼子已经进了日照城，县长早已逃跑。日本兵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他的意思是：年轻人可到外乡躲一躲，老年人不要走，在家守候守候。他说：“大家都跑光了。鬼子来了，没有人招呼，可能更厉害！说不定一把火给烧光了！”爷爷与家中的大人紧急商量，决定我父亲和四叔两家，各带大人孩子，到靠近山区的下元村躲一躲，他和奶奶暂且不走。这时天色已晚，我们未走。但这一夜我虽睡了，好像大人们一直在忙活，为逃难做些准备。
　　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出了涛雒西门，直奔下元村。父亲挑着一个小挑，一头是被窝和衣服，一头是小件锅碗瓢盆和煎饼等。我背着两个小口袋，一袋是小米，一袋是地瓜干，加在一起有20斤。两个袋系在一起，搭在肩上，一前一后，比较重。传瑛背着半袋子熟地瓜干。小妹传云才4岁，由母亲领一回，又背一回，拖拖拉拉地跟着跑。一路上，逃难的人很多，都是往西南山区跑，只听到一些大人喊，小孩叫，哭的！嚎的！似乎谁也管不了谁，一味地奔逃。为了照顾母亲和传云小妹，我们走一会，等一会，自己也感到非常累。过下元大河时，父亲扶着母亲，穿着鞋袜，挽起裤腿，踩冰、趟水而过。我把小妹妹背过河去。至中午，我们赶到下元村姥姥家。姥姥告诉我们，四叔一家已进山了，去找秦至绍家，要我们明天也进山。姥姥烧了一锅稀粥，我们喝了点粥，吃了张煎饼。这夜我和母亲、弟、妹跟姥姥一起睡在炕上。父亲打地铺，好像他一夜未睡，常常开门，到街上打听情况。
　　天刚亮，父亲把我们都叫了起来，对我母亲小声说：“鬼子已到天后宫中了，天亮进涛雒。现在可能已进涛雒街里了，咱们别吃饭了，赶快进山吧！”父亲又和姥姥说了一下，我们收拾起东西，离开姥姥家，向磴山方向奔去。
　　出了下元村，向西南，步步升高，进入山脚。为了快走，母亲一开始就背上小妹。可是，天寒地冻，山路崎岖不平，真是一轱辘一跌。在爬一个上坡时，母亲一脚没踩好，啊呀一声，与小妹一齐摔倒在山坡上，小妹还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跌进了小山沟。父亲挑着东西，走在前边。我因距离母亲很近，时时回头看她，所以一听到她的叫声，就立即丢下肩上的东西，几步跳了下来，把母亲扶起，她是脚踝子骨处扭伤，疼痛难熬。父亲也赶回来，给她揉按。传瑛跳进小沟，把小妹抱起来，她的脸部有伤，是被草根砂石蹭破了皮，有点血迹，不大碍事。小妹还跑到母亲跟前，帮母亲揉腿。
　　父亲催我们跟着逃难的人群先走。可是他的行李挑没有人挑，母亲又走不动。正在为难之际，四叔从对面的山头上下来迎接我们。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四叔挑起了父亲的行李走在前面带路，母亲在父亲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忍痛前行。小妹不要人管，摇摇手，鼓起腮帮子，表示要自己爬山。我就跟在她的后边，以便于照顾。可是走了一会，我感到头有些发晕，心里有些发慌，实在太饿了。我看看小妹，她两眼望着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问：“怎么啦，走不动啦？”她的嘴瘪了几下，“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说：“我要吃煎饼！”父亲听到了小妹的哭声，让大家歇一会儿。我们都吃了点干煎饼，到路旁的小河沟里喝了点山水，又继续爬山。大约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了秦至绍家。秦家与大娘家近房，以当木匠、开石头为生。常给涛雒的大户人家“小山房”（丁绣千）干活。他虽对我家热情接待，可是他家的空房只有三间堂房，两间锅屋（伙房），“小山房”已有老少三代六七口人先住。能够安置我们的，只有几家共用的锅屋的一个土炕。这天晚上，我们各人喝了点热水，吃了张煎饼。母亲和四婶各带着3个孩子，挤在炕上，父亲和四叔在炕前打地铺，睡了一夜。
　　我们在这里勉强住了三四天，四叔不断出去打听消息，最后，大人们认为，这里不宜久住。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队可能长期占据涛雒，我们暂时躲避在这里，不是长远之计。其次，就我们自身来说：一、所带煎饼和粮食等，几乎吃光，以后的生活无着；二、父亲似乎要犯病（吐血），小妹两腮受伤，已变成冻疮。这里无医无药，情况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