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佃新
　　在日照，到过五莲山的人很多，但凡留意到那里的摩崖石刻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几处石刻只有一个“淓”字落款，这个隐其姓署其名的石刻作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程淓———清朝首任诸城知县。或许还会有人说他是“清顺治六年进士”，其实他的科考功名是明崇祯壬午顺天乡试举人。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颇有政绩的“领导干部”，更不影响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书法家、诗人。为了对程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笔者不揣鄙陋，谨从程淓在日照地区的摩崖石刻切入，对其人其艺作一大概梳理，就教于方家师友。

程淓在日照及周边地区的摩崖与碑刻
　　据实地查考与目及资料记载，程淓在日照境内的摩崖石刻共有四处（其中一处无落款），均分布在五莲山风景区内。
　　九仙山侔云寺遗址“慈云”石刻
　　侔云寺遗址位于九仙山南麓的万寿峰下，“慈云”二字题刻在遗址西南约五十米处的一巨石的东南面，楷书阴刻，单字约高六十厘米、宽五十厘米；单字落款“淓”，约四十厘米见方。
　　据文史资料记载，九仙山侔云寺始建于宋代，规模宏大。其时五莲山仅为九仙山之“五朵峰”，明万历皇帝赐名五朵峰为五莲，敕建五莲山护国万寿光明寺。光明寺建成后，香火日益繁盛，侔云寺和尚便心焦眼热，住持遂出“不公平竞争”之歪招：改寺名为“兴云”以制“光明”———云兴蔽日则不再光明。作为应对之策，五莲山和尚遂筑“廖天阁”“镇云亭”“卧云亭”等以制兴云寺兴“云”之举，且“效果良好”———九仙山香火日渐式微，终至衰败坍塌沦为废墟一片。世间事物兴衰自有其一定之理或曰规律，岂是你改一个名字、我建几个亭子所能改变得了的。作为在此主政的“父母官”，程淓在侔云寺（或曰兴云寺）旁题刻“慈云”，或许仅为祈愿佛法慈云流布惠及百姓，然而若联系“兴云”与“光明”斗法之事，则或可体会他的用心良苦。
　　五莲山天竺峰下“云岫”石刻
　　“云岫”石刻位于天竺峰东侧一块巨石上，行楷书，阴刻，字高六十厘米、宽五十厘米左右，落款“淓”。史料记载中的五莲山五大名泉之洗钵泉就位于“云岫”石刻之下，惜因星转斗移、土掩石填，洗钵泉现已不见踪迹，唯有这“云岫”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泉畔的石壁上。
　　程淓在洗钵泉畔题字铭石，不咏水泉而题“云岫”，当是以石倚景为天竺峰而题。《尔雅》释“岫”曰：“山有穴为岫”，《说文解字注》亦说：“（岫），山有穴也……有穴之山謂之岫。”而“云岫”者，云峰雾峦之谓也。驻足“云岫”石刻前放眼望去，天竺峰如削如凿，形奇势伟，流霞飞翠，耸雾凌烟，似擎天之柱直插云霄。在天竺峰下有织女洞，曲折幽深，沿洞上攀，可至峰顶；在天竺峰南面半壁有观音洞、弥勒洞。所以天竺峰既是“云峰雾峦”也是“有穴之山”，当“云岫”而无愧也。当然，如果说程淓“云岫”是为峭削奇秀的莲山28峰所题或无不可，但笔者宁愿是前者，虽然这并不重要。
　　五莲山望海峰“石浪飞空”石刻
　　在五莲山望海峰颠的望海楼下，有巨石相拱，突兀而立，构成一个天然石棚，状若空中浪涌，因名“石浪棚”。棚内可容纳二十多人，夏天坐在这里面凉风习习，清爽舒适，石壁内还有几个小洞，象半个葫芦，很光滑，传说天上神仙在此打坐，头靠在石壁上印下来的。在其中一块巨石的外侧壁上，刻有程淓题写的“石浪飞空”四个擘窠大字，落款单落一个“淓”字。“石浪飞空”单字高约八十到九十厘米不等、宽约五十至八十厘米，阴刻，楷书而带行意，结字宽博，风格豪放，与其文义及处所环境相谐相映。
　　（传）程淓“锡扣泉”石刻
　　在望海峰南端山脚处有一山泉从崖壁中溢出，泉口浑圆，形如碗钵，久旱不涸，很是奇特，是为锡扣泉，系五莲山五大名泉之一。“锡扣泉”三字刻在此泉右上方的石壁上，楷书，阴刻，字高约一百厘米、宽约五十到九十厘米左右，无落款。
　　或许是由于“锡扣泉”石刻没有落款，故各种资料对此有不同的记述。有的说得比较委婉而留有余地：“锡扣泉：字迹与‘石浪飞空’似同一人”，有的将“锡扣泉”石刻径直收入“程淓题字石刻”志目之中，或直言“锡扣泉”石刻“为清代顺治年间诸城知县程淓题写”；甚至说“‘锡扣泉’石刻……落款‘淓’”，不知本何。将“锡扣泉”与有程淓落款的“慈云”“云岫”“石浪飞天”比对可见，无论是笔法还是刀法确有显著不同。鉴此，笔者姑且以“（传）程淓‘锡扣泉’石刻”名之，并企足而待翔实史料以释惑。
　　琅琊台“长天一色”石刻
　　《诸城县志·金石考》记载：“秦二世诏书刻石，即琅琊台始皇所刻石也。……顺治间知县程淓于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长天一色’四大字，署名而隐其姓。”“长天一色”既描绘了秀丽的海滨风光，又有象征江山久长之寓意。不幸的是琅邪刻石于光绪年间在一次大雷雨中毁失，二十年后幸得王棓祐前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将散碎石块拼合移置诸城县署，方有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琅邪台刻石之残石。至于“程淓于石南面磨其迸裂痕”而刻下的“长天一色”是存是亡不得而知。
　　博山横碣《重修碧霞宫记》
　　在淄博市博山琉璃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件由程淓书丹的横碣《重修碧霞宫记》。《博山石刻》对此碣有这样一段记述：“红门改为博山琉璃博物馆后，碑碣得到有效的保护……位于办公室山墙上的横碣《重修碧霞宫记》，颜神人赵振业撰文、顺天人程淓书丹。程淓……曾任诸城县令，擅长山水画，书法也是上品。赵振业系赵执信的曾祖父，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的奠基人，明天启进士，清初曾任布政使参议等职。碑文曰‘神之灵与人灵相生者也。从来敬神者戒：斋必曰人心，经之营之必曰人力……由此推之，敬之则为神，神也，人也，一而已’，一扫迷信旧俗，与程氏书法璧合珠联，弥足珍贵。”此碣亦应是程淓知诸城期间所书，与前述诸石刻均为其早期书法遗存，确系“弥足珍贵”。

程淓其人
　　虽然文献史料对于程淓的记载并不丰富，且有语焉不详和记载不一的情况，但有一点是明晰一致的：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特别是清初“书画圈儿”，程淓是有名有姓、可圈可点的人物。清人张庚在他的“国朝之画家征其迹而可信者着于篇”而被称为“清代第一部断代画史”的《国朝画征录》、(清)窦镇辑《国朝书画家笔录》民国版《中国画家大辞典》《历代画史汇传》《清画家诗史》《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元明清中州艺文简目》《淇河古诗三百首》等典籍均有关于程淓的记载。尤其在他罢官后定居的河南浚县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在河南省传统文化村落——— 浚县卫溪顺河村，程淓的半野园至今仍然作为清初著名书画家的文化遗址得以很好的保护留存。程淓去世后，时为保和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太傅的王熙为其撰墓志铭，由有“救时之才”称誉的理学家张能鳞书丹、通政使崔徴璧篆蓋。作为一名罢官隐居近四十年的逝者，能享此“哀荣”似与其诗书画学养造诣与业界地位不无关系。该墓志于2004年在河南省浚县大伾山出土，现存浮丘山碧霞宫三仙殿，其拓片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根据这件记载程淓生平最为详实也最为可信的墓志铭，佐以王铎为程淓母作《程孺人李母墓志铭》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可以勾勒出程淓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
　　程淓，字箕山，号岸舫，又号铁鹤子、半野山房主人、槐龙石屋主人等，江西广信府永丰县（今上饶市广丰区）人，祖籍河南嵩县，寄籍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市），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享年79岁。
　　程淓是著名理学家程颢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程悦之，是明隆庆年间的进士，任浙江杭州通判，在任四年兼任杭州府尹，刚正不阿，被朝觐入京，因不建魏忠贤生祠一事被奸党杨振纲弹劾，解职留京。仕途受挫的程悦之常对女儿叹曰：惜矣不男，男或可亢吾宗！后来终于如愿，晚年得子，甚为钟爱，取名淓、字箕山。淓乃水名，《山海經》曰：“箕尾之山，淓水出焉。”可以想象程父对其给予了“高山流水，源远流长”的厚望。程淓果然天资聪颖，四书五经看而能诵，诵而能解，解而别出新意。又其父程悦之是位风雅之士，酷爱收藏，喜爱研读古文辞章，攻习书画，并与当时的许多书画家交往甚厚。他们时常在程宅唱酬雅集、吟诗作画，这为程淓结识名家、观摩书画，开阔视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文学素养和书画技艺在耳濡目染中得到熏陶与提升，二十多岁时已是远近闻名的才子，并在明崇祯壬午（1642年）顺天乡试得中举人。这一年，他23岁。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需才正急。甲申八月，铨选山东之诸城令。犹以未入会场，不满读书之愿。”程淓以明朝举人的身份参加清顺治元年的铨选而出仕山东诸城知县，由此步入仕途成了一位年轻的主政一方的“处级干部”，但也由此断了他的科举之路，留下了“未入会场，不满读书之愿”的遗憾（所以说，他不是进士■———“未入会场”，焉得进士）。幸也不幸，难以言说。这一年，他25岁。
　　上任之初，面对因连年战乱尤其是史上那场最为残烈的“壬午兵燹”给诸城留下的残垣断壁、荒草废墟和人心不稳、社会动荡，程淓“抵任受事，凡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虚心諮访，实力举行”，平反冤狱，执法无私，励精图治，政绩卓著，很快被提拔重用。在短短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历任乙酉山东乡试同考官、刑部陕西司主事、河南驿传盐法兵备道按察司佥事，授中宪大夫。有惠政，“恺悌神明，颂声载道……由此而籓臬，由此而督抚，何可限量！”然而，程淓却在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颇具戏剧性地被罢官了。罢官的原因，在王铎为程淓母作墓志铭即《程孺人李母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己丑交箕山程君，伉爽孤韶，虽落落而有绳准。为政诸城有埤，不工俯仰，人询之，则悦之公与孺人其有以型箕山者……上官之好佞者目摄箕山之不苟欢也，借佗事中伤之，解职。”在《程淓墓志铭》中，张能麟也记了一笔：“以属员之不检，乃致诖误之无端。”简言之，程淓是因刚直豪爽、不工俯仰、不能讨上司的欢心，借下属犯事“中伤之”，无端地受牵连而被罢官的。这倒也真是像了他的父亲。这次罢官成为程淓人生的一个拐点———从此，他结束了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其父对他“亢吾宗”的希冀也便由仕宦一途拐入诗书画领域。幸也不幸，依然难以言说。
　　早有“驾一叶小舟作五湖游”之想的程淓，解职后“因家口繁多，难还故里，浚邑偏僻，爰卜居焉。”他没有返回江西老家而在河南浚县浮丘山下、卫河东岸筑室建园，名为半野山房或曰半野园，并自号半野山房主人，过上了“乘骢陌上寻春意，一段闲心画里吟”的隐逸生活：“因舫制为屋，因鸥集为亭，志之所在，于是以命楼，楼下即半野山房。其地无山水，取顽石集而成山，引卫流集而成水。静室三间，大不盈丈，高不逾仞，公坦然习静于此。”他在此藏书万卷，种翠竹千竿，植名木几株；有田可耕，有园可浇，有鱼可钓；得妻孥。无车马之喧，数长空飞鸟，恬淡超然，修心养性，潜心书画，创作出大量诗书画作品。
　　程淓隐居于半野山房，有时回忆起以前的仕途生活，常如此感叹：“夫人忧思钟于情，好乐动于心。富贵荣显，竭力以求，有不获，则食不甘而寝不寐，岂能坦然而自得乎？”颇类陶潜“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反思；“静及方能思妄思，枕边爨下几多时？开篇帖石随吾法，也不无为不有为。”则有陶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怡然。然他意犹未尽，又在诗后续言：“因思睡到三四更时，名利皆成梦境，想至一百年后，老少皆是古人，何不醒来任取未生时光景也？”则是他经历过人生起伏跌宕之后的彻悟。大伾山吕祖祠北门外西侧壁间碑版上还刻有他的行草书《半野山房诗三十章》，尽抒其超然物外心境。是故，有人请其复出做官，他“毫不为动，惟日事水火升降伏气之法，不出槐龙石室”，以簪笏为柴栅，绝意于仕途而归隐之心坦然则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远离官场后，程淓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书画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的书画作品和摩崖石刻，除了早期在山东诸城任上留下的五莲山等摩崖石刻外，大都是在解职后定居浚县这一时期创作的。“欲谢尘缘久未能，十年常自学飞升。如今得借君侯力，习静伾岚最上层。”这首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题于大伾山崖壁的诗，是他被罢官十八年泰然于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他为《桃源图》的题跋：“息向劳时未易寻，悠然片饷偶然心。稽诗堪验情喧静，耽坐都忘春浅深。雨不敌晴蒸树色，远宜在近送钟音。乘骢陌上寻春意，一段闲心画里吟”，则道出其宁静澹远的心境。假若程淓没有被罢官，或许他会做一个爱民务实的好官，却不见得有此澹然心境，他的诗书画艺术才华也未尝不被沉浮不定的宦海所湮没。诚如其墓志所言，“公得以极幽寻之乐而肆志於园池竹石之间，优游而至於老此，其所得较之老死汩没於奔走者何如也？则公之高於人远矣！”行文至此，罢官之于程淓，幸与不幸，又何须言说！

程淓书画
　　程淓书法早年宗法二王，还喜爱临摹汉魏碑及晋唐宋诸家，尤其《历代名臣法帖》，并有程淓鉴赏收藏历代名臣法帖传世。他还追寻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融入汉隶、魏碑元素，将诸家之法融为一体，行笔自如，颇为雅致，其行书、行草书尤被世人称道。晚年书风受王铎影响较大，字势结构颇近王铎。据《王铎年谱长编》记载，程淓与王铎的交往，按照王铎“己丑交箕山程君”的说法是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是年王铎58岁，程淓31岁，当属忘年交；顺治八年（1651年，翌年二月王铎去世）“王铎有书与程淓”之手稿《箕山》，“仆病未痊”而忆旧日西斋夜饮，发“贫中亦足以自休”之感慨，这当是见于著录的王铎与程淓最后的一次交往。三年间多有交往互访、唱和酬答及书画切磋，王铎并多次为程淓作示范临帖和书画创作。顺治七年（1650年）时在庚寅，程淓过王铎家，二人谈书论画，吟诗作赋，王铎为程淓作《山水册》，共六开，每开都有程淓对题七律诗一首。王铎于一开题长跋，称程淓为道盟。云：“箕山道盟心手所见，匪众矣……送汝自不与秾桃艳李、红紫满目同日而语，予与箕山永念弗谖，当不作牡丹爱而同乎众矣。”足见其艺术意气相投，旨趣趋同，友情非同一般，也足见王铎对程淓的赏识、器重和提携。程淓因与王铎交谊，收藏了数量可观的王铎的书画，得以朝夕临摹，书法风格受王铎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分布在日照等地区和河南鹤壁大伾山、浮丘山的程淓摩崖题刻如“佛国”“飞巗”“邀云”“何日闲”《半野山房诗三十章》，以及大伾山吕祖祠云封亭楹联、禹王庙《重修禹王庙碑记》等十多处书法遗迹，气势恢弘，笔力雄强，以很强的书法艺术感染力，将自然风光以诗意的形式表达、书法艺术之美和山川自然之美融汇一体，成为景区一道韵味无穷的风景接受着世人的瞻仰，引人无限遐想，历经岁月沧桑，更见其雄浑博大之美，给人带来更丰富的审美愉悦。
　　除了上述摩崖碑刻以外，程淓的许多书法墨迹被收藏于博物馆，或流传于民间被世人珍藏。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王铎《山水册》程淓对题、旅顺博物馆馆藏程淓《山水册页》对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桃源图》引首及跋尾等，还有他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所作巨幅书法挂轴两幅，其一《初旭》：“初旭照茅屋，山容雨后新。携来不速客，消爱有情春。选石冲危坐，分题能净音。出门缘底事，闲日等忙人。”其二《秋气》题曰：“秋气下梧叶，庭除肃暮情，人随天意静，灯共雨光清，孤画淡无泊，旷怀闲乃生，坐馀空响辙，叶叶度更生。”其中的《初旭》在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鹤壁》寻宝鉴宝活动中，经国家级专家评定而入围十二件宝物。
　　程淓传世绘画虽不多见，但国内博物馆如辽宁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旅顺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均有收藏。程淓出身世家，自幼好学，而且极具才华，技艺全面，诗、书、画皆精。他在绘画上师法五代时的关仝，对关仝书画情有独钟，尊崇简淡而蔚然、高古而深秀的士大夫画风，笔法上得其精髓。他在《松亭观泉图》题识：“闲来偶用关仝笔，石径层层傍古松。山泽不须通地气，片时云气墨花中。”他每作画一幅，必题诗其上，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流传后世的《仿古山水图册》（旅顺博物馆藏），分别临仿关仝、董源、马远、高克恭、吴镇、倪瓒、王蒙、沈周等宋元明诸大家，为程淓仿古之集大成者，概括了程淓的多种技法与风格，每开右页为绘画，左页为自题七言诗，诗书画交映生辉，别具韵味，表现出画家心中向往的生活境界，也是文人对山水诗情的一种寄托；现收藏于安阳市博物馆的程淓《溪山飞瀑图》、山西博物院藏《丛林流水图》、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秋山空亭图》等，山石峻峭，云烟缭绕，松树挺拔，溪水涓流，其高远冷逸的气格深受世人喜爱。对程淓深有研究的浚县文化名人何改新先生说：“程淓是清代早期书画家先驱之一，可与当时的‘清六家’（清初王时敏、王鉴、王恽、王原祈、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相提并论。”此论是否过誉暂且不说，但平心而论，程淓是明末清初较为优秀的画家、书法家、诗人，虽因其书画作品传世较为稀见，史料文献记载不够详实、后世对其书画艺术鲜有论及等而名不彰显，但他的绘画得宋元诸家笔意，气韵生动；书法得帖学正宗，用笔清丽，气格高古，在历代文人书画中，应有他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