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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那些事
  

棘棘皮
  我从没跟自己的父亲叫过“爸爸”。
  在鲁东南一隅的村庄,人们跟父亲叫“大大”而不是“爸爸”。那些叫“爸爸”的,其父多数是吃“国库粮”的。真不知这约定俗成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父亲也吃过“国库粮”。他是解放初期“干部速成班”的学员,在临沂脱产学习一年,拿着标有5项5分(满分)的结业证走进新中国的地方机关,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父亲在吃“国库粮”时期,生下三个孩子,分别是我的大姐、哥哥和二姐。他们应该都跟父亲叫过“爸爸”。到我会说话时,父亲因受家族成员“历史问题”的牵绊,已经回到村里务农。
  这是父亲心里一个永未愈合的伤痛。在这之前,父亲经受过幼年失怙、继而失恃的困苦和惊吓,却特别上进自律,从不敢给别人“添麻烦”。即便是吃不饱穿不暖,也不奢望有人看见。“你大大疼孩子,都是自己悟出来的。他疼不及的,那是他还没想到。”老年的母亲说过这么有智慧的话。
  刚刚回村时,父亲在大队当会计。
  那会儿大姐也六七岁了,被母亲吩咐去大队办公室叫父亲回家吃饭。“爸爸,回家吃饭了。”大姐倚在门口甜甜地喊着。办公室除了父亲还有一位,他们在看报纸。父亲头不抬眼不睁。
  “爸爸,回家吃饭了。”大姐认为父亲没听到,又重复了一遍。
  “嗤!”另一位看报的人,莫名其妙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声爆破音。大姐发现父亲的脸变了,他抬眼看了看门口的孩子,“嗖”一下把报纸扔了。
  从此以后,大姐再也不敢喊“爸爸”了。
  我的父亲,从此以后就从“爸爸”变成了“大大”。
  到我记事时,大大的做派就像“闲云野鹤”。除了阴雨天气,他白天几乎都不在家。至于他忙的什么,当时的我并不知情。但是,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了一种信息,那就是,一同出道的大爷们,没忘了我大大的“才华”,依然会提供一些机会,让他给公家忙事。
  确切地说,尽管大大回乡务农了,但真正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不多。最有力的明证就是,我家的菜园在哪里,大大都分不清楚。
  有意无意中,父母共同营造了一种氛围:父亲神圣威严,不可违抗;母亲勤谨啰嗦,可以顶嘴。
  小时,我常常跟母亲顶嘴,因而挨过母亲不少的扫把子。在小学作文本上,我写过“我要去找自己的亲妈妈……”
  也许因此,我对“没有动过孩子一指头”的父亲,有着天然的好感。每每听到屋山头那里传来他特有的咳嗽声,我就莫名其妙地欣喜。对于大大的“不在场”,母亲似乎也有独特的体会。她若教训不听话的孩子,撒手锏之一就是“你大大来了!”
  没想到,对父亲的“崇拜”,瓦解于我的八岁。
  秋季里,大大会给我们发“宝塔糖”“打虫子”;春天来临,大大会吩咐母亲熬一锅放了柏树枝子的药汤给我们喝,以预防脑炎;夏天叮嘱我们吃粉色的“皮汗药”,预防疟疾……大大像“公家人”那样,尽力去周到地养育孩子。但,这不能说他没有“短板”。
  有一年又发“宝塔糖”时,大大突然问我,你几岁了?
  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傍着门后的蓑衣吊子,顺着绳子的自由摆动,一扭一转一扭一转,内心却如被冷水浇过——— 他竟然不知道我的岁数;大大他忘了我多大了……
  八岁了。我还是告诉了他。
  大大根本就没在意我的心理变化,他只是停止了就要伸过来的手掌,把颜色鲜艳的“宝塔糖”收回了,转而从一个纸袋里倒出一枚白色大药片。“八岁就不能再吃‘宝塔糖’了,得吃药片。”他这样说。
  我考上重点初中,大大竟然也不知道。
  你上完小学了?夏日的一个晚饭之后,他喝着茶水,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
  不仅仅是大大,我家没有谁关注此事。等我知道的时候,都快开学了。那是我去前院找小伙伴“大隔”玩,“大隔”的爸爸无意中透露的。“整天跟你三姑一块耍,学学人家……”大隔”爸爸大概这样说的。
  中考时,我的成绩入列全县“前一百名”,被一中当重点生录取。大大知道后,却骑上自行车去公社“找人”,希望“改”低档次,让我读小中专……
  这些事都发生1980年代,我哥出事后。
  对于大大的表现,我的感受犹如“八岁”那年的情景一次再一次重现。我开始“叛逆”了,非常想远走高飞,离家远远的。因此,填写高考志愿,就只填写那些听说过的“大城市”。我暗自下决心,绝不复读,考不上就“闯东北”。
  大学如愿以偿去了大城市南京,尽管是个专科,但我非常满意。毕业后,却又在大大“托人”安排下,通过“双向选择”,来到了“家门口”。当我下了破旧的长途客车,拖着行李穿过小商贩的吆喊声时,我感觉双脚开始在地上扎根,应很难飞起来了。
  该找对象了,而我自己一点也不急。我还有想飞的梦,只是没找到跑道。
  “你快成家吧,你哥那样,你大大身体不行。别让他犯愁了……”姑姑苦苦相劝。
  介绍的不少,没有心动的。当然,应该也有心动的,人家却也会看不上我。
  好歹遇到个差不多的,带回家,大大却看不上。他说,我没给你们挣下什么“底货”,但咱也不“高攀”。成家过日子,得图个尊重,看带的东西就知道他家人不待见咱……
  我顿时有点“火”,觉得大大在妄自揣测——— 凭着礼物来判断人心是不是太俗了;就凭一面,怎么就知道我以后得不到尊重呢?
  有一种说法,叫:人生有两种走向,要么一生被童年治愈,要么一生在治愈童年。现在我知道,自己一定有性格缺陷,这个缺陷可能来自童年——— 单纯而执拗,善良不设防……我过往的遭遇,都是在治愈自己。大大的一生,何尝不是呢?
  大大的晚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每每住院,他都会跟我聊聊老事、自己走过的弯路和人生遗憾。而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渐渐看清了一些事,明白了一点道理。我开始理解他了——— 一个在丛林中求生的男人,记不住孩子年龄,并不是多大的失误。我曾撺掇他写一写心事,权当解闷。想不到,大大很重视,竟然写了厚厚一摞A4纸。他用粗线装订成册,起名《往事家常》。文章分为三个部分:我的村庄、我的亲人以及我的一生。
  在大大一笔一画写成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热爱生活、重情重义、是非分明的男人,是如何被生活压榨,最后病魔缠身的。那些比“嗤嗤”讥笑更复杂的事缠绕了他的身心。
  我感觉,自己对大大的崇敬又开始萌芽了。但对他品格高尚、天资聪慧却不得志的境遇感慨万千。
  有时候,所谓的命运,其实就掌握在某几个人的手里……
  2009年,70多岁的大大走了。他带着不舍、不甘和无奈,走了。那时,网络尚不发达,“父亲节”也未被推广,大大在世时从没有过一次“父亲节”,且也从未听我喊他一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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