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习
　　小时候，我居住的李旺疃村，有一棵叫“狗狗伢子”的树，我不知道这树学名叫什么，关于这棵树名字的故事也模糊不清，唯有与这棵树相依相伴的学生时光长留在脑海，恍若昨日。
　　在狗狗伢树的正东方，有两排房子，五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这就组成了一所学校。
　　学校里有多位老师，但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大高个子，身型魁梧，肤色黝黑，四方脸，姓张，很会做饭。另一位姓潘，则是中等个儿，胖乎乎的，皮白肉细，不仅善于炒菜做饭，也会做木工活，可谓心灵手巧。每当学生们的桌子凳子坏了，潘老师就给修一修，修好了，跟新的一样用。其实，潘老师是个多面手，能识谱，会乐器，样样精通。没事时，他就拉拉二胡，弹弹琴，优美动听的音乐常常让我们陶醉。
　　两位老师对学生都很有耐心。在课堂上，当有学生遇到了疑难问题举手时，老师就转到孩子身边，连比划带说的，直至孩子们脸上的疑惑解除为止。我们都非常崇敬且喜欢他们。
　　调皮的学生却私下里给他们起了外号，称呼为“潘老妈子、张老汉子”，尽管他们都是男同志。
　　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放映战斗主题的电影，我们认为，这两位老师就好像电影里的指挥员陈毅与粟裕一样，是黄金搭挡。
　　那时，村里缺吃少穿，但对老师却相当慷慨。每当开学时，家长们便轮流请老师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当哥哥开始读小学时，我家也轮着请老师到家里吃了一顿午饭。
　　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必须把最好的酒烟拿出来，女人要使出最高的厨艺，想方设法用最好的饭食招待老师。
　　“一学期轮个一次两次的，好不容易轮到俺家了，得拿出自己家的最高水平招待老师。”
　　当我家做好了午饭，父母便吩咐我哥俩一起，到学校把老师请来。我和哥哥一路小跑到学校。
　　进办公室一看，老师正在办公。我就四下里观察，只见地面干干净净，办公桌上的课本、作业本摆放得整整齐齐，两个铜盆架擦得铮明铮亮，铜盆架上面分别放着一条毛巾、一个脸盆和一个肥皂盒。
　　“老师卫生讲究得真好啊！”我不禁啧啧赞叹。
　　将老师请到家里来，把包好的水饺下到锅里，看老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我们咽着口水，也心里美美的。
　　待母亲收拾餐桌，不经意一转身时，发现一位老师示意另一位，将手中的东西压在碗底。他们连忙一齐起身，与我们全家鞠躬致谢告辞，我们便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一直送到村头。待回到家中一看，碗底下压着钱和粮票。
　　第二天，父母便将钱和粮票交给哥哥，再三嘱咐，无论如何也得将钱和粮票亲手交给老师。让我们交给老师后回来回个话，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便紧紧地将这份嘱托攥在手心里……
　　1970年初，村里又来了一位大高子老师，姓杨，年轻而充满活力，记得他教过一首歌《南泥湾》，他做示范时边歌边舞，真让人喜欢。尤其是小女孩们，穿上小裙子在老师的指导下，跳着好看的舞，太美了。我那时八九岁，好奇也好学，善模仿，看着老师指点学生排练节目，也跟着学。在旁边当观众时间长了，慢慢地，等他们会了我也学会了。
　　而杨老师、潘老师、张老师，就在狗狗伢子树旁教书。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言行，有意无意中成为我人生的启蒙。
　　我多么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
　　狗狗伢子树下，老师一位一位地来去，学生一茬一茬地成长。
　　之后，我也考了中师，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怎么看我，但我知道自己怎么要求自己——— 有狗狗伢子树下的时光为证，有杨老师、潘老师、张老师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