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麦子
　　那年8月的一个午后，骄阳似火。鲁东南的乡村，田野如盖，绿油油的庄稼长势喜人。
　　一个头戴苇笠、身着灰色短袖的清瘦男子，猛力地蹬着自行车，从北岭玉米地的夹道“哧溜”一下窜上南北向的机耕路，顺北岭的阳坡飞快地往南而去。
　　男子头上的苇笠不时地被骑行带起的风掀起，他干脆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按着苇笠，而骑行的速度未减，敞开的短袖衣襟往后飘起，就像飞翔的翅膀。
　　“看，咱大大！”二姐的目光透过玉米棵子肥厚的叶片，追随着那辆自行车以及骑行者的身影。继而，她仰头看向天空，自言自语一般，“我猜他是去姥爷家了。他那是要商量你的事儿了呢。”
　　这是1984年的夏天。我十五岁，父亲五十岁。这一年，我中考结束，成绩优异，被莒南一中作为中考“前一百名”重点生提前录取。这个消息，是本村小伙伴“大隔”的爸爸午饭前从公社带来的。这消息让“大隔”家饭桌上碗筷的碰撞格外响亮。她爸爸希望“大隔”榜上有名，但“大隔”让她的爸爸失望了。
　　与“大隔”家饭桌的反应不同，我家的饭桌上平淡无奇。父亲听到消息后，脸上的笑容也只停留了一顿饭的工夫，等他放下碗筷戴上苇笠，那笑容就看不到了。我还观察到，他起身的动作也显得有点迟钝，就像多了一件沉重的心事。
　　饭后，趁着午后的大太阳，父亲就带我们去玉米田里劈叶子、去黄豆地里薅草。
　　现在我能清楚地知道，1984年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社会悄然又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国家的一些决策相继出台。后知后觉的普通百姓，尽管无力无心无渠道去主动了解多少，但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感，却深深地影响着一些人。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上，纵横在有限的视野里，以自己的认知能力试图去预判未来，常常会陷入无谓的烦恼之中。
　　这年五十岁的父亲，正为将来的“可能失败”而担忧———他担心我三年高中读下来，万一考不上大学，不仅丧失了“吃国库粮”的机会，还白搭了三年的工夫。所以，这天午后，父亲佯装带我们去田里劳动，实际上是平复杂乱的心绪，思考一个孩子的未来。直到他实在没法权衡、再也没法平静，骑上自行车从玉米地里窜出来，去找他唯一的亲近长辈（我的姥爷）讨主意。
　　“他不想让你上高中，而是想让你上中专呢。你不要听他的，你要上高中，考大学！”大我三岁的二姐，在一年前以全公社中考第一的成绩，被临沂的一个小中专录取。她的不甘心和对更高求学机会的希冀，此刻一股脑儿倾泻而出。
　　“怎么都行！上中专就上中专。上高中就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我就闯东北。我反正不会像海宁那样吃闲饭！”我以一个十五岁乡下丫头的心智，满怀平庸的担当，却豪情万丈，“我不让大大发愁！”
　　海宁是我的哥哥，他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以二分之差而名落孙山。海宁生性骄傲，很要面子，长得也好，言行板板正正，是十里八乡的美少年。一次失败的高考，让他的骄傲资本缩水。海宁有些一蹶不振，整天躲在自己屋里吹笛子、拉二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无奈之下，父亲求着三伯，把海宁弄到浙江的一个兵工厂，当“亦工亦农”的工人去了。1984年，海宁已经在浙江就业，且开始了一段改变了他命运的恋爱。
　　此后很多年，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夏天，那个从玉米地窜出的自行车以及骑车人的身影———
　　那时的父亲，身形多么矫健啊！而这年，离他去世还有二十六年了。我没法知道，那时的父亲有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他为自己打算过什么吗？
　　父亲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孤儿”——— 他生于1930年代，世间动荡不安，而家境也并不安然。他四岁失怙七岁失恃，跟着同样无爹无妈的哥哥姐姐一起，在炮火连天中，风里雨里磕磕绊绊，艰难地长大。这样的境遇下，父亲能够成人成家，足以证明他生存能力的强大。
　　尽管，伯父和姑姑们一直给后辈宣讲说我的父亲聪慧仁义有担当，但自认为能看透一些世事的我，还是从很多方面“提炼”出父亲早年被无意当成“累赘”的影子———父亲做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别人证明着什么。比如，证明自己无私、有用、不争不抢等所有别人期望他达到的境界。这些东西深入骨髓，伴随了父亲短暂的一生。
　　我不能确定海宁哥哥的“要脸”是否承继了父亲的基因或者是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但有句外国人的诗却不能不提，那就是“雪崩之下，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海宁哥哥之所成为后来的样子，家族以及社会都有一定的“贡献”。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锤炼而成。好在，还有一句话可以替海宁哥哥解围：幸福都是相似的，而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同。
　　之所以多次提到海宁哥哥，是因为父亲的早逝，跟海宁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海宁出事的当年，父亲就病倒了。这是在我读高中两年之后的1986年。父亲病倒之后，弟弟也辍学了。整个家就像一艘漏水的小船，被一股无形的风吹着，在茫茫大海里摇摆、挣扎。
　　这是1984年的那个夏天，还在壮年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父亲不是党员，但对美好事物有着天然的向往。
　　据父亲在《往事家常》中回忆，他小的时候，因为饥饿，曾经吃过树皮。后来八路军来了，部队在村里驻防，抗大一分校的学员经常组织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等。父亲就是那时候学会了识谱、吹笛子拉二胡。“八路军在村里驻扎，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部队开走了，我就感到非常失落，生活没有意思……”父亲在文中写道。这个回忆是父亲病逝前三年写的，那时他常常住院，身体极度虚弱，此时他写下的一定都是心里话。这些话里信息量极大。
　　父亲有些文化。尽管他早早失去父母，但因循家风，还是坚持读了三年私塾。解放初期，又考上干部培训班，在农校脱产学习二年，获中专文凭。毕业后分配至公社当文书兼“总会计”。父亲以业务和人品的双过硬，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同事的信任。因而有了一个提拔机会，到临沂行署某部门当秘书。在政审环节，因为二伯的“历史问题”（下落不明。后来得以澄清）被“卡”。于是父亲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料，毅然决然辞职回乡。
　　这事离1984年的夏天，也才过去十六年。
　　没法想象，父亲面对如此人生抉择，又是怎样的心路历程。
　　从自身境遇中挣扎起身的父亲，以并不强壮的身躯养活着六个孩子。他没有父亲可以请教。也没有父亲来指导他如何走下一步。他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来下。而在1984年的夏天，他以一个父亲的觉悟和识见，要给三女儿的未来把握一个稳妥的方向。
　　过了1984年的1985年，日照就由县变成市了，一些工厂尝试着招收合同制工人。再有九年，“国库粮”也就不吃香了。可我的父亲哪里会料到这些？
　　他还在为我的上中专还是读高中考大学而烦恼———最根本的，是要女儿端上铁饭碗，永远吃“国库粮”。
　　据后来父亲说，那天他的确是去找我的姥爷了，等他说完我的成绩，姥爷开心极了。姥爷说，你这个老三上学可以，让她上。父亲就再也不纠结了。其实，他也改变不了———招生负责人说，不能改。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年过五十，比当年的父亲还要大了两岁。我真的如父亲所愿，吃穿不愁。但是，父亲离世后十几年来，社会发生的巨变，以及生活的美好，他却再也感知不到了。
　　如果父亲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写出“感到非常幸福”这样的话。
　　如今，我们的难题，不是吃穿不愁的问题，而是怎么能够让生活更好更美的问题。比如，我目前纠结的是，女儿读完研究生从国外回来后，是留在一线城市进外资企业拿高薪，还是考地方公务员按部就班地挣几千块呢。找谁商量呢，谁能预判未来呢？
　　人类都能到太空去了。但作为个体的人，却很难左右时代大势，唯有顺势而为，确定并坚信未来更好。只要扎实肯干，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于是，我再一次想起了那个夏天。那个午后的田野，一个心事重重的男子，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在玉米丛中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