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崇法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曾任抗战初期的中共日照县委书记、中共莒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农会主任等职的范景蘧同志，虽历经坎坷和挫折，但他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险恶的环境下，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无限忠诚、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怀，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因积劳成疾，再也不能继续工作，他过早地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积极投入革命活动
　　范景蘧，又名范宝经，字庆典，今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山街道傅疃村人，1892年出生，10岁左右入本村私塾读书，1912年去北京某中学读书两年，毕业后回到家乡日照务农，后经人介绍，参加了日照县“抗日外交后援会”，他与高燮宸、郑平等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激发了日照县中师生的爱国热情。
　　1 9 2 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建立。范景蘧积极参加了中共日照县委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与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牟春霆（陈雷）的秘密接触中，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1931年7月，经牟春霆介绍，范景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革命热情高涨，斗志更加坚强，在傅疃、平台等村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傅（疃）平（台）党支部。后来，党组织安排他到安东卫小学任教员，他利用教师的身份，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耕者有其田”等大道理，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学生和当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先后介绍范崇培、范萼亭、范宝三、孟宪松、苏士儒、徐家般、王润阶等同志入党，并在安东卫小学由他和范宝三、王润阶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
　　1932年10月，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日照农民暴动时，范景蘧正在安东卫小学教书，未参加。日照暴动失败后，他身份尚未暴露，积极掩护同志们转移，秘密将被反动政府悬赏通缉的暴动领导人、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牟春霆（陈雷）等送到岚山头上船出走，最后转移到上海，这也使他的身份得以暴露。1933年2月底，终因“涉嫌”日照暴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据在安东卫小学读书的丁立准（时名高鲁，今岚山区虎山镇朱家官庄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回忆：我当时只有11岁，我的同学徐坦比我大两岁，我们二人常找范老师讲故事。一天下午，范老师很认真地在上历史课，学生们专心听讲，忽然进来四五个国民党警察，强硬地对范老师说：“范先生，我们局长请你去谈谈！”范老师说：“好！请你们先到会客室坐坐，我下课就去！”警察说：“不行！请你现在就去！”见范老师被捕，丁立准和徐坦都吓哭了。后来才听人说，范老师是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因范老师好，便确信共产党也一定好（见《王振乾回忆录》）。范景蘧被捕后，先是押在日照县监狱，后因属共产党要犯，又被先后转押至山东省济南监狱、青州监狱和省反省院。四年多的牢狱生活，更加锤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狱中绝食等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腐败，立场坚定，表现顽强。据当时同押在狱的的省委负责人张晔同志回忆，他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当局的斗争，没有发生立场动摇问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革命事业的高尚品质和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

　　中共日照县委重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争取地方实力派抗战，派红军将领、八路军代表张经武到达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的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商讨释放政治犯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等问题。
　　1937年10月，在上级党组织的营救下，被关押四年多的范景蘧与沂水的邵德孚、莒县的主纪先等被捕的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一起出狱。
　　是年1 1月底，范景蘧回到家乡。由于日照暴动的失败，日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在当地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心急如焚，不顾身体虚弱和春节临近，于1938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带领苏授鄂、申论典、牟敦毅及其长子范希尼（范崇新）等12名进步青年从新安镇（新沂）搭乘火车西去延安，因无组织介绍信未能与那里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盘费耗尽，途中相继分散。范景蘧只身徒步跋涉，于2月底返回日照，边开展革命活动边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他回到本村后，把暴动时平台村范崇培（后脱党）和牟家坊（与范景蘧同时被捕又同时出狱）找出，并发展本村青年丁履英入党，恢复了日照暴动前建立的傅（疃）平（台）党支部，由丁履英任书记。
　　1938年秋，范景蘧与国民党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中共地下工委的赵志刚取得了联系。9月，他到大店（今属莒南县）找到了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景晓村，与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11月，一一二师中共地下工委在中共下元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日照临时县委，他参加了临时县委的工作。12月中旬，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日照临时县委，重建中共日照县委，并在小曲河（今属东港区后村镇）成立，范景蘧任书记。县委对外称“八路军二支队驻日照办事处”（由刘鸿若任主任），范景蘧分工负责在日照南部地区开展工作。他利用曾在安东卫小学任教员的老关系，到岚山头、安东卫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他的学生赵明德、徐坦、王烈（王冠宇）、张静寰等入党，并建立了中共安东卫党支部，由张静寰任书记。该党支部在发展抗日武装，领导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由他介绍入党的徐坦、丁立准等青年党员，开始拉游击队伍，由四个同学和两个放牛小伙子发起成立了“青年游击队”，范景蘧给了徐坦一支手枪。仅十几天队伍就发展到15人，并弄到了七八支土枪。徐坦又从公路北八路军日照办事处领来3支快枪、1支手枪、3身灰色棉军衣和一叠白布，白布上印着“八路”字样的蓝臂章，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岚山头一带站住了脚跟。
　　这一年，在范景蘧的熏陶下，其女儿范淑琴刚十多岁就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十三岁时又带头参加了八路军（后与时任八路军一 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结为伉俪）。
　　1939年3月，范景蘧因病离职休养，5月病情稍愈后，地委派他到中共莒北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8月，又被调到地委工作。

　　蒙受诬陷被关押
　　1940年1月，范景蘧因其长子范希尼（在去延安途中，在“抗日知识青年收容所”被国民党强迫当了特务）受到牵连，被停职检查，并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
　　是年9月，范景蘧被调回山东一区党委五地委，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参加了五地委组织的工作团到日照县开展工作，并担任团长。其间，他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坚持对敌斗争。先后在巨峰的山旺、磴山、结庄以及安东卫、岚山头一带组织抗日队伍，成立了由40余人组成的抗日农民大队第一中队，他兼任中队长。正当这支抗日武装发展壮大之时，山东开始“肃托”，范景蘧又被错误地诬陷为“托派”，关押审查长达5个月，后因查无实据，排除了“托派”嫌疑。但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又毫无根据地以他与其长子范希尼有勾结为由，开除了他的党籍。他虽然多次遭受不白之冤，但他始终初心不改，对党坚信不移，对革命事业丝毫未有动摇。
　　1941年9月，范景蘧被分配到莒南县良店做农村工作。他虽已被开除党籍，但他仍对党一片赤诚，积极投入反“扫荡”的斗争中，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他虽年逾半百，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但仍不知疲倦地工作。而对自己的家庭却漠然置之，他在被审查期间半年多都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家里人都不知他的下落，并谣传他在“肃托”中被活埋了。其三子范杰到地委机关打听到他的消息后，才知其在良店，爷儿俩相见后，范景蘧还安慰儿子不要伤心，相信党组织一定会主持公道，澄清是非。

　　积劳成疾献终身
　　1 9 4 2年春，范景蘧恢复了健康，到山东分局找到了山东党政军领导黎玉、罗荣桓等，申诉了他的不白之冤。山东分局认为，对范景蘧的审查和处分是错误的，指示中共滨海地委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的党籍，分配到中共莒北县委工作。
　　是年10月，他被调到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莒县、日照、赣榆、临东，又称“四县联合办事处”）任农会主任。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他不畏艰险，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争取抗日力量，筹集抗日物资，并利用一切机会做其子范希尼的工作，要儿子认真反省，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在范景蘧的教育下，范希尼悔过自新，供出了一部分暗藏的武器和一个隐藏很深的日伪特务尹金甫。范景蘧看到儿子能悔过自新，回到人民一边，并有立功表现，心中感到欣慰。其间，他的三子范杰、四子范璞也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3年冬，范景蘧终因积劳成疾，患黑热病住进了滨海军区医院。
　　1944年6月15日（旧历闰四月二十五），为革命呕心沥血的范景蘧同志，不幸病逝，时年53岁。他的战友张晔（山西河津人，时任中共滨海区委副书记）等在他的墓前立碑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东鲁范之墓”（1967年迁入日照烈士陵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征程中，每一位烈士都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红色故事。
　　范景蘧一生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历尽了艰难曲折。他那种为争取革命胜利，不怕艰难困苦，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