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德
　　极少有人不知道“家访”的。
　　大约有半个世纪前，我就知道“家访”一说。不过，我对老师到我家“家访”，以为就是串门或走亲，和邻里串门亲戚走动没什么区别。
　　老师到第一次我家，不是为我，而是哥哥姐姐上学的事。至于老师和父母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明白。父母不识字，都是“睁眼瞎”，但对教育非常重视，对老师那是毕恭毕敬。父母供子女上学的决心巨大。记得他们谈了很久，父亲也插不上话，只是一个劲儿点头。母亲善谈，因为她曾是地主家的长女，见过世面。
　　父亲只好去烧水。用的快壶——— 壶体呈圆锥状，下面是三足鼎立的壶脚，用铁皮打制而成。
　　趁着快壶烧水的功夫，父亲洗涮了茶壶茶碗。茶壶是一把褐红泥壶，两根铁丝圈成的壶把，据说，这种壶盛茶水隔夜不变色。
　　洗涮好茶具，父亲找来一块茶砖———四四方方，黑不溜秋的。用小锤子敲下一块角，放进茶壶里。
　　他们边喝水边聊。母亲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小袋子花生米，要炒给老师吃。老师们怎么也不让炒，因为那时花生米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几颗。最后还是母亲说服了老师，花生米终于弥漫着香气出锅了。老师也没吃几颗，剩余的给了我，所以我天天盼着老师来我家。
　　后来，我上学了。那个时候，老师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轮到我家，全家像过节一般忙活起来，把最好的东西给老师备好。放学时，我就在老师办公室门口等他们，哪怕等一分钟，也觉得漫长。等老师出来，我就蹦蹦跳跳地在头前带路。两个老师说说笑笑就到我家了。父母高兴地在门口迎接。我上小学那会儿，家里最重要的客人就是老师了。在农村，老师到你家那是最光荣的事。
　　老师们盘腿坐在炕上，桌子上摆上几盘难得的好菜，还放上一壶烧酒。父亲先需要把酒加热。父亲握着酒壶，来回在火苗上烘烤。火苗熄灭了，酒也热了。于是，他们就边喝边聊学生的事情。这种家访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也是最盼派饭到我家的，可惜一个学期只轮一次。后来，我们这里不派饭了，学校有了伙房，我难过了好多天。不过老师还是会来家访的，一到村口，说到谁家，我们都簇拥着，把老师带到谁家。那个热闹劲，像过年。
　　后来，我也当了老师，那是1990年代初。那时，我20岁，分配到一个偏远乡村，学生和我差不多年纪。闲着没事，办公之余就到学生家里转转。我也不会家访，家长也没拿我当外人，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遇到那些善于交流的家庭，我就常去，因为不拘束。当了几年老师，对家访熟悉起来，终于变被动为主动了，常常侃侃而谈，家长也很佩服我这个青年老师。
　　两年后，我升任一个学校的校长，百余名学生，八九个老师，只有我一个是“公办教师”。村里自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办教师，村党支部书记亲自开拖拉机接我上任。可惜，学校没伙房，因为都是民办教师，他们也是本村邻村的，回家吃饭很方便。我正愁如何解决生活问题，书记说了，别愁，我们早安排好了，一个学生家安排一天的生活。书记还在村民会上强调，一定要把老师的生活搞好，让老师安心教学。
　　于是，我和自己小时候的老师一样，一家家地吃起派饭来。家长都很热情，轮到谁家，都早早地到集市上置办好各色菜肴。中午一般会约上孩子的任课老师陪我，大家边吃边聊学生情况。晚上必定约上村支书或两委的干部们坐坐。晚上不上课，时间自由，大家都放得开，自然气氛热烈。
　　这也是另类家访了。
　　2000年后，家访渐渐消沉下去。我们有事就请家长来学校，以至于很多学生教了好几年，家长老师互不认识。直到近几年，家校共育才被提到重要的地位上。家访、家长会才常态化了。
　　信息时代，人们也为生计奔波起来，家访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面对面家访、一对一家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话家访，社区村庄集中家访。家访味道变了，家访逐渐沦为鸡肋。
　　这几年，提倡教师走户入家活动，我也积极参与到家访活动中。感到很多家长还是很欢迎老师来访的，即便工作忙，也尽量抽空，在家或村头迎接我们。
　　我曾家访过一个学生，该生家长从三年级就趁着寒暑假带孩子到处旅游，孩子写了不少游记。我访到这个事情，很兴奋，自然和家长多了话题。后来，我把这个学生的游记修改结集出版了，这个学生由此激发了极大的写作热情，各方面也是突飞猛进。看来，家访，这个教育的传家宝还是不能丢弃的。
　　从事教育三十多年，看惯了教育的春月秋风。对于家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界定，“家中有世界，访里有乾坤”。家访，与时俱进的同时，面对面，才能心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