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棘皮
　　女孩，排行老四，1970年代，农村……当读者能了解这几个关键词的背景，也许我的故事就有了共鸣。
　　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女孩（上有哥哥)，我在家庭中的地位可以想象。这无需父母刻意针对我去做什么。如果他们能有闲心“刻意”，想必也就不会有忽视谁这一说了。
　　一切忽视和不周，其实都应该归于生计不易。生计能掏空人的心力、精力和体力，以及爱他人的能力。
　　当然，我的处境也没那么糟糕。至少，当我通过抗议寻找存在感的时候，父母还是能及时感受到，并会抽点心思照抚我的。
　　那年腊月的一天上午，我哭了。一边哭，一边对着“空气”讲理。
　　本来，早就说好了，过年的时候，把那一块三娘从杭州寄来的花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刚入腊月，我就提醒母亲别忘了这事。母亲答应，届时让大姐带我去集市，找裁缝做。临近年尾，逢集这天，我早早起床，破天荒地主动洗了脸，就等大姐梳洗完毕，用自行车驮上我，去公社驻地赶集了。
　　早饭后，母亲央我帮着烧火，馇了猪食。我乐颠颠地照办。还主动把灶门口的柴火归拢了，并扫了“当门”（室内地面）。
　　做新衣服的快乐，充满了周身，往常不爱面对的“困难”，如今也不算什么了。
　　这也许就是满足感带来的正向能量。
　　人，若能及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和颜悦色，脾气大好。如果相反，就会产生挫败感。挫败发生后，若无自省能力，没及时从中扶正自己，轻则导致怨怒愤恨情绪，重则触发仇恨报复言行。
　　那天上午我的哭，就跟挫败有关。
　　大姐梳洗完毕，骑上她的自行车自己一溜烟“飞”了。
　　我正在扫院子，听到了车子搬动的声响，扔了扫把追出去，跟在后面喊。大姐就像没有听到，眼看着自行车拐到北大街，往西去了。
　　只好回来告状。
　　母亲正在喂猪，栏里的两头肥猪你拱我、我拱你，吃得很欢。母亲也正高兴着。听到我的哭诉，她很不耐烦，对我一顿数落，“哭哭哭！就知道哭！改天去碑廓集做不行？非得今天？”……
　　“碑廓集是最后一个了（年前集），人家裁缝做不出来怎么办……”那时，我可能只有七八岁，但也懂了不少常识。
　　母亲不再理我，她忙完喂猪的事，似乎又去菜窖子起大白菜了。
　　这块拟做我新衣的花布，是在“六月六”那天被我“号下”的。
　　自我记事起，母亲每年都要操持“六月六，晒龙衣”这事。把木箱子抬出来，放院子里敞开；家里的棉被棉袄棉裤，该晒的都晒晒。木箱子平日上着锁，里面的东西小孩不可见。所以，格外好奇，似乎木箱子就是宝藏。“晒龙衣”这天，我也会忙前忙后地凑热闹，翻翻这个，动动那个。
　　这块花布，装在木箱子里，“晒”时被我发现了。母亲一边摆弄箱子里的东西，一边自言自语一般，说着它们的来历，盘算着它们的用途。
　　花布有四尺，窄幅。
　　“要是再宽出半幅，就能做一床褥子面了。要是双着用，长数还不够。”
　　“给你和你二姐各人裁一件褂子，也不够。裁一件，就余着。谁让你们长这么大的个子唻。”
　　“这也不能用，那也不能使，两耽不搁啊。”
　　母亲自管说着，我却动了心思。“妈妈，那，给我做过年的新褂子吧？”
　　“那你二姐的怎么办？”
　　二姐大我三岁，但个子却跟我一样高。我俩出入几乎都是一起，就像“一对双”（双胞胎）。穿的用的，也差不多一样。
　　“另给她扯布嘛。”见母亲犹豫，我开始讲理——— 不是说，谁喂兔子喂得好，给谁买一样想要的东西吗……我不要别的，书包用二姐倒下来那个旧的就行。我就要这块布做褂子，过年穿。
　　母亲连说，好好好。
　　这让我很高兴。可以说，那年，从“六月六”到腊月这天的每一天，只要想起还有块属于自己的花布，我就心花怒放。高兴的劲头持续至腊月这一天，到达了顶点。
　　物极必反。
　　没想到，我的期盼和高兴，都是一个人的。别人没法感同身受。大姐只需漫不经心地轻视一下下，就会将我的高兴粉碎。
　　此时，父亲回来了。
　　他一定在街上就听到了我哭声。父亲问原因，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临了，我特别强调，“没有这样办事的！一哄（骗）哄半年！”
　　呲！父亲罕见地笑出了声。
　　当时的我，不懂一向严肃的父亲为什么要笑。但当听到父亲答应带我去集市时，也就不在乎他的神态了。
　　父亲搬出他的大金鹿。我擦干了眼泪，洗了一把脸。父亲打开了木箱子，让我自己拿出那块花布。
　　他还嘱咐我，找件旧褂子包着花布。我抱着包着花布的旧褂子，蹦上已经行动起来的自行车后座。一路上，遇见赶集的熟人打招呼，父亲总会说，“带老三去做过年褂子”。
　　父亲骑得又稳又快，我的心里又暖又甜。
　　这一年的春节，我就穿上了这件挂念半年的新褂子。
　　此后经年。父亲对我的关心照顾并不周到。比如，他始终记不住我的年龄。但有了带我做新衣服这件事，他的父爱就足够了。这事很好地、及时地安抚了我，滋养了我的底气，成为治愈痛苦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