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龙
　　2024年春节前夕，张传玺先生的纪念文集出版了。
　　从书局月度书单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联系了责编刘彤，厚着脸皮讨要。很快，厚厚的精装一大本，就摆在了办公桌上。纪念文集的第一部分，是张先生纪念座谈会上的来宾发言；第二部分，是张先生同事朋友、学生子女的追思文章；第三部分，是与张先生治学方向相关相近的学术论文。前两部分占三分之一，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后一部分占三分之二，满满的学术感，与张先生的学者形象十分契合。一页一页翻开，张先生的形象慢慢浮现在眼前，与记忆重合、重构。
　　张先生是北大的名教授，著作等身，纪念文集里，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示，但较少有人提到的，是张先生曾携手几位老朋友，在书局主编的一套中学历史教材。陈之骅先生的缅怀，字短情长，于简略中透出一丝消息。张诚先生也梳理了漫长的回忆，可惜很难看到这套教材的影子。他们几位，都是这套教材的编委会的专家。
　　时间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我被调到教材中心，和其他同事一起，参与初中历史教材的立项申报工作。从此至2005年底，一直在张先生和其他几位专家的领导下，编写教材、教参，做教师培训。我当时入职刚一年，啥也不懂（现在也是），根本没有把张先生当大腕的学者，只是觉得他和蔼可亲。
　　纪念文集里好几位都提到他的乡音难改，还讲了有趣的故事，这些地方我都做了标记。我个人认为，张先生的标配，就是那一口浓浓的特色十足的乡音。他讲话，不紧不慢，也不作高声，和气得很，从头到尾透着黄海海风的温暖。
　　当时编委会的工作，张先生既负其总责，又有专责。他分工第一册，是谓专责；其他五册，他也要看，是谓总责。我们书局参与教材编写的编辑，一开始人很多，教材编成后就逐渐分流，有的人调到其他部门。不过，张先生和编委会的工作并没有结束。2011年课程标准改了，教材不得不跟着做重大修订。这次修订范围之广、涉及内容之多，远远出乎预料。书局在2013年9月成立了教材修订小组，张先生和其他两位先生作为主编负责制定修订框架、确定修订原则，对修订工作进行总把关。在通过教材修订初审后，教育部对教材进行了多轮专项审查，张先生一直兢兢业业。小到一个知识点，如是司母戊大方鼎还是后母戊大方鼎，大到整体的框架、前后的衔接配合，以及一些敏感问题，如钓鱼岛、南海问题、中印边境线标注等，张先生都表现出了极其负责的态度，拿出了最快的修订速度。在教材工作的末期，张先生赠给多年来始终参与教材工作的张彩梅一本自己的书，扉页上题称她为“战友”——在教材工作的漫长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小朋友。
　　这套教材共六册，行用所及，有江西、广东、河南、河北、云南、贵州、湖北的一些地方。到2017年，教育部推行部编本，这套教材不得不退出市场。据同事李丽雅讲，因为教材是代理发行，书局不掌握一手的数据，加之教材发行的特点等，所以不好说这套教材发行了多少套，如果各册统计相加，数量将很可观。她给我看了2015年秋季到2016年春季的数据，第一册发行103万册，其余五册略少，有的90多万册，有的80多万册，六册加起来是565万册。这仅是一个学年的数据。如果把发行以来十余年的数据相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数字。李丽雅还说，张先生特别关心教材培训工作，虽然年事已高，不能现场讲培训课，但录制过相关的培训视频。
　　纪念文集里，张希清老师做了细致的调研、统计，指出张先生编写的中国通史系列教材，“至少出版了十七次、印刷了八十二次，印刷总数至少应在501万册以上”，“从授课学员的数量和教材的出版印刷数量来看，大概没有几个中国古代史的教授能够与张先生相比”。统计有根有据，评价符合公论。不过，这仅是就高校教材，包括电大教材在内而言的。如果加上中学历史教材，哪怕仅算第一册，毫无疑问，数据更亮眼，更喜人。
　　这套教材之后，我跟张先生的缘分并没有结束。
　　2007年底，张先生从河北教育出版社待版的《翦伯赞全集》中，抽出三部书稿交给中华书局，即《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外历史年表》，以待来年举办翦老11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既有大部头的全集，又有部头适中的代表作单行本。三种书加起来将近300万字，要求3月出版。时间紧，任务重，时任编辑部主任于涛跟我说，要快。
　　2008年2月14日，我带着审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疑问，去蓝旗营拜访张先生。张先生踩着凳子去拿放在书架上头的底本，一一给我指示。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张先生怕我饿着，亲自下面条给我吃，菜是一碟带鱼。我很不好意思，吃得拘谨。当时他的老伴在内屋休息。张先生说夫人是黄桥丁氏，他们是山大的同学，长张先生几岁，向来是师弟听师姐的，言语中透着对夫人的敬重。还说他年岁已高，从不在家里招待客人，孩子来了，都是自己动手，我是近几年来第一个客人。我越发惶恐了……
　　3月底，三种书终于印好了。4月2日，印厂派车拉着五百套，送到北大历史系。我住在大兴，早早出门，和印厂的车会合，跟系书记王春梅老师办妥了交接，算是完成了这次出版任务。4月14日，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隆重开幕。
　　2011年，书局出版了邢义田的书，我给张先生送去一套，同时给田余庆先生也送去一套。两位老先生在一个小区，于我而言，效率很高。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一大截。
　　2019年5月22日，我逛楼下的伯鸿书店，看到这三种书，回来一查，发现还有少量库存。书店的同事说，能否请张先生签售？我跟张先生家打电话，约好过两天去。刚一进张先生家门，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老人，一时没有认出来，不禁怀疑是否走错了地方。走到跟前，说了几句话，仔细端详，才确认——这就是张先生。他穿着条绒的上衣，戴毛线帽，跟之前一身蓝色中山装的形象迥异。算起来，老先生已经92岁了。他说正在处理旧日的信件——临近某个时间，这似乎是一项常规的告别仪式，不动声色，却悄悄地做着准备。
　　我和那位同事，带了《中国史论集》《秦汉史十五讲》各20册。张先生要了《十五讲》5册，说学生多，送的就多。老先生身体欠佳，影响到说话，但精神很好，几乎是一口气签完了，笔划虬劲有力，真是令人意外。他还拉着我们照相，高兴地指着厅门上方的匾额，说是袁行霈先生写的。
　　6月17日上午，再次拜访张先生，这次是为了签《中外历史年表》的合同。张先生在扉页的署名处增补了他和齐文颖的名字，特意嘱咐位置适当，不要喧宾夺主。修订了出版说明，强调书稿自三联转到中华，以及修订历时一年的过程。
　　之前承张先生厚爱，签名赠送了《新史学家翦伯赞》《翦伯赞诗集》，诗集没怎么看，传记倒是认真拜读了，很有感触。这次拜访，就问张先生：传记的一些细节，比如翦老和他的夫人的故事，是怎么得来的？张先生说，是翦老他们夫妇说过，他记下来的。我说我和我爱人都读了，非常感佩翦老。
　　《中外历史年表》是工具书，一直在重印，现在是第九印了，总计印量2.2万册。张先生的修订本就放在我身后的书柜里，有几次拿出来，都看到张先生的修订手迹。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张先生的修订手迹，与之前的笔迹相比变化很大，可惜当时迟钝，未能及时领会，一念及此，更加惆怅。
　　最后，用我看某篇微信文章时偷偷保存的张先生的墨宝，纪念张先生，其文曰：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本文的撰写，得到张彩梅、李丽雅等同事的大力支持，特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