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
1
　　2014年的秋冬，老父重病，我不得不中断工作，隔三差五地返回故乡，照看弥留之际的父亲，以让心力交瘁的母亲和妹妹稍得休息。
　　这是一条返乡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父亲的路。离开故乡20多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如此高频率地返回故乡，只是因为我预感到，我和父亲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通往小村的那条小路，沿着一条名为“涓河”的河流而建，从我记事起，路的两边栽的就是速生的青杨树。这些杨树曾经长得又粗又壮，然而，商业社会很快到来，那些粗壮的杨树不知何时被砍伐一空。后来，树木的生长与砍伐就变得让人陌生起来——不到30年的时间，这些杨树砍了栽，栽了砍，不知已经轮回了多少世代。
　　但是，通往小村的路，依然是30多年前的那条路。30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当年尘土飞扬的沙土路面，变成了今日轻尘不起的水泥路面。
　　每次开车经过这条路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会飞回到童少年时代———我曾光着脚丫，在这条路上追逐过“腾腾”而过的拖拉机；我曾手持长杆，沿着路边的杨树粘下吱哇乱响的夏蝉；还曾踟蹰路边，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心中偷偷爱慕的那个女孩经过。
　　当然，其中最难忘记的，是在这条路上，父亲对我的一次文学的启蒙。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暴雨过后，涓河水涨，滚滚向前。在一个恰逢镇上集市的日子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赶集。就是在这条路上，当年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的父亲忽然兴致高涨，对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说：“我给你念首词好不好？”说罢，便自顾自地大声念了起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无数次听到人们诵读这首词，但至今没有一个人的诵读，能像父亲诵读的那样有节奏感，那样有顿挫的力量。
　　然而，诵读诗词的节奏有了，自行车行进的节奏却乱了。父亲很快就沉浸在苏东坡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他的左手离开车把，手指伸向涓河流动的方向，做了一个缓慢而有力的手势，口里也同样缓慢而有力地念道：大—江—东—去……
　　《诗经•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骑在自行车上的父亲显然已经进入了“手舞足蹈”的状态。“手舞足蹈”的结果，是自行车的方向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肩厚厚的沙土中。车轮在沙中歪歪斜斜地扭麻花似的走了几个“S”后，终于歪倒在路旁，我从后座上无力地跌落在沙土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苏东坡，甚至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父亲。从父亲对东坡诗词的沉浸吟唱和眉飞色舞中，幼小的我窥见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文学”和“幸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个秘密，在那个夏日，在那条通往故乡的公路上，经由父亲，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诗词透露给了我。
2
　　我的故乡，是鲁东南一个山地与丘陵交错的地方。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属于强大的齐国，齐长城就修筑在故乡的山地和丘陵间。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它以“琅琊”之名行于世，东晋时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乡就在这里；唐时开始有“密州”之称，在北宋，它属于京东东路密州府。熙宁七年（1074）九月，38岁的苏东坡卸杭州通判任，移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任地方长官。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自然少不了对密州风物的描写。比如今天已经成为家乡风景区的九仙山，比如鲁东南第一高峰的马耳山。我的故乡，确切地说，就是马耳山后的一个无名小村。在我生命的头15年里，我每天一抬头就会看到一道屏风似的马耳山，我看过它的春颜秋容，看过它的朝云暮雨，我也无数次登临它的最高峰，俯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远眺这块苍凉的密州大地。那时，我还不知道，900年前，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为它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由于与苏东坡修葺的超然台遥相对望，马耳山便这样成为苏东坡登台吟咏的对象。
　　当然，最早对于苏东坡的认知，还是通过父亲。父亲向我传达的苏东坡，是一个浪漫而豪迈的形象。而年轻时的父亲多才而浪漫，在那个青春飞扬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的生命也呈现出最为华美的一面。“春风意气长空万里，明月胸怀皓魄千秋。”父亲在那时撰写的这幅对联，事实上正是他青春生命的写照。在我少年的认知中，他对山水的热爱，对自然的亲近，他的豪迈与旷达，都有着东坡的影子。他的一些诗词作品，无论是“东风邀我去山行，春幕连开唱晓莺”，还是“昨夜悠悠入冥冥，关山行，路难穷”，也无疑都受到东坡诗词的影响。
　　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故乡，除了它的地理意义和血脉亲友，当然也就应该包括了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笔下的马耳山、九仙山、超然台、常山……
3
　　苏东坡从杭州到密州，900多年后，我从密州来到杭州求学，从此在这里读书，工作，生活，杭州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密州，杭州，这两个苏东坡为任地方官的地方，就这样成为我命定的乡愁。
　　2009年，我用自行车把这两个地方连接了起来。
　　这一年9月24日，在我生日那天，筹划了近两个月的“千里单骑——东坡文化之旅（杭州—密州）”正式启程。
　　从杭州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馆”出发，沿着东坡当年从杭州赴任密州的线路，我一路骑车，经过湖州、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今淮安）、海州（今连云港），最终返回故乡，并于10月3日中秋节那天到达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超然台”——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苏东坡正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千古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我所经过的江南文化重镇，无论是杭州、湖州、苏州，还是常州、润州、扬州，都留下了无数与苏东坡有关的文化遗迹。我的“东坡文化之旅”，固然只是对这些遗迹的匆匆一瞥，却是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次行旅。
　　也是因了这次文化的行旅，逐渐形成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此后的数年，我北上凤翔，西进眉山，南下惠州，中入黄州，将东坡足迹所到之处，大致拜访了一遍，同时参阅了大量的典籍资料，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我爱东坡。我爱他的多才多艺，多姿多彩，我爱他的光风霁月，海色天容。在我眼里，苏东坡浪漫而深情，诙谐又有趣。他的一生载歌载舞，虽然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他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有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因为这些，即便是他的固执倔强，他的口不择言，都有一种接了地气的可爱。他当然属于天空，但他从未脱离大地。再过千年，他依然会在人们的身边。
　　这本书，是我向苏东坡的致敬，同时也是向我父亲的献礼。对我来说，苏东坡、父亲、杭州、密州，都深藏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它有我一个文艺青年的冲动和虚荣，也有我在这个商业时代对文化的珍重和追寻。
　　父亲最终没有等到这本书的出版。2014年冬天，他在我和妹妹的痛哭中长逝，享年66岁。9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都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