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
　　（接上期）
　　一是严格指导我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我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学术基础薄弱，研究能力较差，所以读书悟道、听课撰文比较吃力。恩师每周在家当面指导研究生一次，耐心细致地指导我读书悟道、听课撰文，尤其是重点指导我精读深悟前四史、《资治通鉴》和秦简汉简。在学业上，恩师对我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我五易其稿的硕士论文，每稿都被恩师逐字逐句地修改，有的页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恩师的修改文字。我从中逐渐学会了如何撰写真正的学术文章，也逐渐搞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规范。1985年，我不仅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还在《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与硕士论文内容完全不同的近两万字的学术文章，这无疑都是恩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严格指导的结果。
　　二是精心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的能力。恩师教学科研都很出色。就教学而言，据北大历史学系原主任牛大勇回忆：1978年10月他们入学后，系主任邓广铭先生安排张传玺等四位老师给他们分段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难忘张传玺老师用浓重的乡音讲这门大课的情形。他注重以土地制度变迁为基本线索，来讲解历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教学效果，经常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表达自己的讲授内容……同学们会意地大笑……他讲课深入浅出，气氛活跃，同学们说像山东快书一样好听好记。”就科研而言，在北大历史学系“张传玺先生生平”中，已对恩师的科研有高度评价。所以恩师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能力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恩师在北大讲课时，我长期担任课堂助教并认真听讲，可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多年之后，我在北大讲课也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私下说我讲课好，称我为“北大三从”：讲课时从不点名、从不拖堂、从不坐着。其实这“三从”和讲课好毫无关系，只是说明我非常信任和尊重学生。同时说明北大学生夸奖老师，既不失纯真本色，也不比赞美高度。恩师经常对我说，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恩师也经常对我说，他在翦老那里学到了一些科研方法。比如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问题，一定要左右开弓，上追下连。所谓左右开弓，是要弄清同一时代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上追下连，是要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在科研上，除了深入研究秦汉史外，又开辟了社会史研究领域，也是受恩师传授上述翦老科研方法的启示。
　　在恩师的精心培养教育下，我不断超越自己，逐渐有所进步。1995年我被评为教授，1997年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科学骨干(又称“百人工程”)，后来被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大学出版的《金凤折桂人》一书，曾刊登专文介绍我的点滴进步。《前线》记者采访恩师时，恩师对我的评价是：“庆平勤奋，读书踏实，思维很活，能重视大问题，也能抓住小问题。”(请见《所操益熟才能摆弄——— 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前线》1999年第4期)。
　　三是鼓励支持我兼职服务岗位。恩师经常用翦伯赞、汤用彤、傅斯年三位先生兼职服务岗位的例子，鼓励我兼职北大服务岗位，更好地感恩和回报北大对我的培养教育，同时教导我如何教学科研和兼职服务两不误。所以，1995年我任教授后，先后兼任北大工会副主席，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北大教代会执委会委员，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北大人才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大健康系统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大资源大健康战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我兼职学校服务岗位后很忙，很难每天抽空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和岳父母。四位老人与我们长期一起生活，我父亲和岳父都是百岁高龄去世，我母亲94岁去世，我岳母95岁健在。恩师极其关心我家四位老人，几乎每次见面都会发自内心地问候他们。恩师对中医、老年病和家庭学颇有研究，常教导我如何照顾四位老人的生活起居，还教导我如何处理好孝敬孝顺年老父母和兼职服务岗位的关系。恩师的谆谆教导非常到位，也非常实用，我受益良多，终身不忘。
　　四是引导帮助我克服工作困难。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参与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北大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成立了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研讨小组。当时我任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是这三个小组的四名核心骨干之一。我们不畏艰难险阻，不计个人毁誉，甚至不惜遍体鳞伤，大刀阔斧地推进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先经我们认真研讨起草，再经全校教职员工广泛充分讨论，最后经学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1999年6月，历经11次易稿的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北大取消了10多位正副三长(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职务，机关处级管理机构从57个精简为19个，机关工作人员由609名精简为390名。这是近几十年来，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次改革是大幅度做减法，校内很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利益受损者对北大领导意见很大，尤其对我们四名核心骨干意见更大。我们马上成为这些利益受损者的激烈攻击对象，有人甚至扬言要动手打我。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精气神不足，经常不由自主地到恩师家汇报聊天谈心请教，因为恩师家一直是我精气神提升和心灵净化的重要场所。恩师不无心疼地说，改革者一定会自身受伤，但为社会和后代作了贡献，而且有时贡献越大受伤越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第二个例子是我离开北大去校外工作。2003年5月初，经北大党委正式推荐，又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严格考察，组织上安排我去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委员(后来被选为常委)、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来转正为主任)、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中共书记(三届十年)。因为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去校外工作，而很多双肩挑的北大教授都不愿离开北大，所以按照当时北大的内部规定，永久保留我在北大的住房，不转走我的工资人事关系，长期聘我为北大教授。但2004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根据司局级领导干部管理规定，要求我必须从北大转走工资人事关系。此后，我不再担任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当时我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住房和户口关系在北大蓝旗营，学术关系在北大历史学系(兼职教授2016年退休)，人事关系和中共组织关系在中共中央统战部(2013年我以国家公务员类别中正司局级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退休)，工资关系在九三学社中央。所以我在北大、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这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某些被动和尴尬，甚至会受到某些误解和指责。仅就北大而言，随着北大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相继退休，新任主要领导都不了解我过去在北大所做的工作，更不知道当年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背景和内情。我到恩师家汇报到我这些被动尴尬和所受误解指责时，有时难免无所适从，心灰意冷，毕竟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几十年，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而且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九三学社中央的工作岗位上，按照北大主要领导的要求，为北大协调成功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北大党政主要领导以前每逢北大春节团拜会邀请校外嘉宾时，多次嘱咐有关人员将我列为第一嘉宾坐在主桌显要位置。恩师听完我汇报后，耐心地给我讲述几位北大前辈领导或教授到校外工作后，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北大各种关系的事例。恩师又通过各种柔和温馨、入脑入心的思想方法，不厌其烦并有针对性地与我长时间深入谈心，引导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超越自己，克服困难。 （未完待续）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