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奇
　　真是没想到，在日照，我竟然会遇到苏轼。我们相遇的地点，是在五莲县的九仙山上。
　　苏轼是个既让我膜拜又让我感到心疼的人，我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他在“身如不系之舟”般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所表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随缘洒脱，以及不为外物得失所累的旷达个性，托举起了他生命的至高境界。
　　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坎坷磨难中度过，但是因为密州，因为马耳山、九仙山，使得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温暖和慰藉。宋代熙宁七年（1074）十月，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得以主政一方，一时意气风发、身心通明。当时的密州，管辖今天的诸城、五莲、安丘、胶南等地，地域也算辽阔。苏轼在这里抗旱灭蝗、赈贫救灾，久藏于心的诸多抱负得以施展，深得民众拥戴。公务之余，苏轼怀揣一颗激荡之心，经常在那片土地上策马奔驰，亲山友水，把酒临风，活得既舒展又充实。
　　知密州的两年时间里，苏轼曾不止一次来到九仙山，每每沉醉不知归路，不仅留下了“九仙今已压京东”的名句，还留下了不少印记。直到现在，这座山上还清晰地留存着他的三处题字：一为题写于九仙山西山峰摩崖上的“第一山”三个大字；二为题写在一块巨大磐石上的“白鹤楼”三字，下款署“熙宁九年九月轼”，三为距此不远的一块卧石上的“留月”二字。对此清光绪《诸城县志》和清道光《诸城县续志》等志书里均有明确记载。
　　驰骋、沐浴于山水之间，苏轼不禁豪情大发，乘兴写下了著名的豪放派词风的开山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还有那首同样被广为传诵、经久不衰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诗词是不是写于九仙山已不得而知，但是里面一定包含着九仙山的影子，包含着苏轼游走九仙山的那份快意和飒爽，以及久酿于胸腹的百转千回。因为对于苏轼来说，九仙山是一座永久矗立在他心里的山，是他生命里的另一座“超然台”。宋代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轼被调往河中。临别之际，苏轼对马耳山、九仙山作了最后的远望，并挥笔写下《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也许苏轼永远不会知道，在一次次通往九仙山的路上，他不经意间就把文化的种子播撒，把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这片原本瘠薄的土地。在苏轼离开密州五百年后，“拂衣而归”的丁惟宁隐居九仙山东麓的丁家楼子村。丁惟宁于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举人，次年又高中进士，先后任直隶（今河北省）清苑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巡抚直隶，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督饷陕西，授湖广郧襄兵备副使。次年因遭诬陷愤而辞官，回到故里隐居九仙山，笔耕不辍，创作出一代奇书《金瓶梅》，成为那个深藏不露的“兰陵笑笑生”。清代康熙四年（1665），其第五子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六十四回被捕入狱，经友人全力营救才得以获释。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2013年，第四届和第九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照市五莲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虽然直至今天对于《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依然没有定论，但是能把两届研讨会放在五莲县召开，已充分说明业界对丁惟宁和《金瓶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光阴荏苒岁月长，总有扑朔迷离事。已经默默矗立了四百余年的丁公石祠和仰止坊，应该最明了这里面的真假虚实吧。
　　除了苏轼、丁惟宁，明清时期的王铎、苏京、阎毓秀等历史人物也与日照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岚山区多岛海景区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留下的被誉为“万里海疆第一碑”的海上碑。此碑始刻于清代顺治二年(1645)间，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古人在海边礁石上的石刻作品。碑身东半部分竖书的“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为王铎所撰；西半部分横书的“星河影动”“撼雪喷云”为苏京题写，“撼雪喷云”下面的“难为水”三字为阎毓秀手迹。王铎和苏京皆为明代进士，明亡后皆归顺清朝，同为两朝重臣，又都擅长书法，成为挚友。阎毓秀是清代武进士，曾任安东卫（即今天的日照市岚山区）守备（最高军事长官）。他们三人皆在宦海沉沉浮浮，想必内心都有着复杂的千感万慨，甚至难言之隐。涨潮时，碑身隐于海水之中；退潮时，碑刻露于海滩之上。这涨退之间的隐与显，也一定暗含着某种特别的隐喻。
　　面对这海上碑，我久久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