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业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赋词《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密州时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乃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当时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到当时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从中可见对灾民痛苦感同身受的为民情怀。
　　下车伊始，苏轼顾不上鞍马劳顿，随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直言上书皇帝、宰相，为民请命。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上奏：“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他访问农夫野老，汲取经验，主张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以工代赈，开仓赈灾，以激励机制激发百姓灭蝗积极性，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
　　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之道旁。有一次，苏东坡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
　　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时常采摘野生枸杞和山菊花食用。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知州拔野菜与民同苦和救济弃婴爱民如子之事，一时传遍全城。州里的开明乡绅被感动，纷纷拿出粮食救济灾民，使全城度过灾荒。
　　又遇春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率吏民前往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従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经实地考察，苏轼在常山发现水源地。他在《常山雩泉记》中写道：“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成为邞淇河的一个源头。于是，“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政声人去后，古迹越千年，至今泉亭犹在。
　　邞淇河发源于常山、马耳山一带，两条支流在城南汇流，每逢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威胁城内居民安全。为根除洪涝旱灾，苏轼率百姓兴修水利，在邞淇河上筑坝修堤，“壅邞淇水入城”。他在《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写道：“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熙宁八年（1075），密州“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宋史》载，朝廷安抚司派三班武官率兵捕盗，官兵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引发争斗伤及人命。百姓到州府鸣冤，苏轼为民伸张正义，将杀人官兵智捕正法，还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分析了盗贼产生的根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建议治盗必先治本，应与治事、治吏相结合，从根本上杜绝盗患。公开悬赏缉盗，“明立购赏，随获随给……盗亦敛迹”。从此，平定了盗患，赢得百姓爱戴。
　　苏东坡在密州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就结合实际，对新法持实用主义态度，对老百姓有利的就积极推行，不利的暂缓执行。《宋史》载，司农寺推行手实法征税，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当面质问提举官：“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不久，朝廷就撤销了这个对百姓不利的法令。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扶贫济困、兴修水利、缉盗维稳，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苏轼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民生问题解决后，苏轼又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修筑城池，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请其弟苏辙为楼台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苏轼很喜欢超然物外的老庄观，亲笔题写了“超然台”三个大字，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还请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等文人墨客各写《超然台赋》，使超然台一时名闻遐迩，成为密州八大胜景之首。
　　公务之暇，苏轼时常登台把酒临风，吟诗作词：“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环顾满城春光，诗兴大发，即兴吟唱《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性喜自然，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熙宁九年（1076），苏轼登临琅琊台，发现秦始皇东巡琅琊留下的李斯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损毁严重，乃请著名篆书家文勋根据残石拓片临摹刻石于超然台上，并亲撰《书琅琊篆后》跋文于其后，使这一国宝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熙宁九年（1076）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苏轼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种……”不顾大雪封路，依然心系密州百姓。
　　苏轼在密州两年，不仅政绩卓著，文学创作更是成绩斐然，留下不少传世名篇。密州地处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民风豪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126首诗，18首词，文赋59篇，共计203篇，平均3天即有一篇新作问世。
　　苏轼为旷世奇才，博通经史，才华横溢，22岁与其弟苏辙同榜进士。《宋史》载，“主司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高中榜眼，制策名列第一。宋仁宗亲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盖轼、辙也。”苏轼少年得志，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八州知州，先后升迁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和吏部、兵部、礼部尚书，颇有政绩。且多才多艺，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成就，成为千古词圣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子。
　　相比诗文而言，苏轼作词较晚，其处女词是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华清引·感旧》，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才有第二首词问世，至熙宁七年（1074）词作渐增，于密州期间达到高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词中，《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均作于密州，并称“密州三曲”。
　　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夜，孤馆灯青，夜有所梦，苏轼与离别十年的爱妻王弗梦中相会。王弗出身进士门第，聪明贤惠，知书达理，16岁嫁给苏轼，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年仅27岁英年早逝。梦醒之后，苏轼思念万分，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该词字字伤感，句句深情，戳人泪点，令人泪奔，真切反映了苏轼对亡妻的一往情深，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
　　熙宁八年（1075）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该词豪气冲天，气势恢宏，一改宋词偎红倚翠、儿女情长，赋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一扫传统缠绵绮靡之风，慷慨激昂，充满阳刚之美。苏轼自豪地对朋友说：“近却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该词不但是苏轼词作上的重大突破，也是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创作开拓了崭新道路，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代词风。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所在密州离苏辙任职的齐州并不算太远，但因公务繁忙亲兄弟一直未能相见。熙宁九年（1076）中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想起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苏辙，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该词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词史清旷词风，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极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最美中秋词，成为千古绝唱。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萌芽于南朝，原为“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初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词牌演唱的歌词，至晚唐、五代，一直被视为“小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在密州的创作，首开宋词豪迈之风，创新了宋词的形式，拓展了宋词的内容，突破了宋词的风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跃升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是遭贬，实际上是升迁重用。宰相韩琦曾向宋英宗荐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自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苏轼，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因此成就了其豪放词风。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亲身体会到了仕途险恶和世态炎凉，方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东坡居士，词风亦为之一变。
　　苏轼成就于密州，密州也成就了苏轼。
　　来源：2023年9月10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