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锡云
　　苏轼从政生涯中，在多地为官，足迹遍及许多地方。其任职密州知州时，日照县还未设立，其地尚属莒县，莒县之上则为密州。苏轼作为一个有志向有作为的官吏，对密州辖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对此，多有资料记载，众多学者也很有研究，见之于众多书籍资料中。其对五莲县的影响，多集中在“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等名言名句上。最近笔者查阅资料，早在清朝，苏轼即已入日照县名宦祠。今五莲县中部、东部、南部部分地方，当时属日照县辖。
　　光绪版《日照县志》《学校》一节《县学》中介绍：元至正辛卯，县尹仇敬创建（县学）。后明清两朝多次重修增修。其制中：大成殿；东、西：两庑（即走廊）。前为戟门；门左：名宦祠；祀宋苏轼，金时茂先，元路逵，明李综、杨信民、张昱（同版《日照县志》秩官志中为张翌）、路庆、赵一贯、白汝舟、冯舜田，国（清）朝吕补衮。右：乡贤祠（名单略）。从名宦祠名单中可以看出，从有文字记载，到清代编修本版县志时（1886），共有11人入祠，苏轼名列第一。其中，除苏轼外，都是日照县设立后的官员。苏轼之后，金、元各一，明朝七，清至编修光绪版《日照县志》时一人入祠。而从1886年到清亡，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能有资格新进入名宦祠的，恐怕屈指可数。
　　那么何谓“名宦祠”呢？就是纪念有德才和对本地做出贡献的官员的祠堂。名宦祠与乡贤祠是中国古代地方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来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并在明清时期形成制度化。名宦指在地方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德业突出的官员，逝后由当地士民举荐，经朝廷批准入祀名宦祠。祭祀传统可追溯至汉代对地方贤吏的崇祀，但唐代开始明确“名宦”概念。明代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令天下学校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即名宦），右祀乡贤，首次将名宦祭祀纳入国家体系，设立纪念有德才和对本地做出贡献的官员的祠堂。嘉靖朝更正祀典后，名宦与乡贤分祠而祀，祭祀地点（如文庙大成门两侧）、规制完全固定。凡入两祠人等，皆由各省学臣及采访使审定。清代入祠人物，则须经部议批复。由此可见，名宦祠的入祀条件是很苛刻的，审批程序也是严密的。当然，此时的名宦祠，入选的标准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从县志记载看，日照县的名宦祠、乡贤祠，是严格按照规定设置的。元至正辛卯（1351），县尹仇敬创建县学；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知县尹思续修大成殿；万历五年（1577），知县黄仕增修戟门，设名宦、乡贤祠。两祠建在县学内，县学中为大成殿，前为戟门，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如果从苏轼任职密州的1074年算起，到1886年，已逾800年，平均七十多年才有一人入名宦祠。光绪版《日照县志》系由时任知县陈懋修主修。此版县志共收入从设县到修志时的县官约160人（不包括陈懋修），8人进名宦祠，也就是二十有一。苏轼是什么时间入日照名宦祠的？查阅康熙版《日照县志》（康熙十一年，1672）第六卷《学校》一节，记载有名宦祠，但未列入具体名单。第八卷《人物》之名宦部分，只有金元明朝上述九人，前无宋苏轼，后无清吕补衮。也就是说，苏轼入日照名宦祠，应是在1672年之后，到1886年前这段时间，即在清代中期，具体时间待考。
　　苏轼得入日照名宦祠，想来与他的政绩有很大关系。名宦祠内苏轼名下，应该有其生平资料予以介绍，但未见记载，已无从查考。从他为官情况看，每到一地任职，都兢兢业业，勤政为民，留下不俗的政绩，为世人所称道。如在水利与抗洪救灾方面，他在杭州疏浚西湖，在徐州抗洪，在密州抗旱、修渠引水；在民生改革与福利建设方面，在凤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减轻百姓劳役负担。在密州救活数千弃婴，出台政策禁止弃婴。1089年在杭州创立中国首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免费诊治疫病。多次为民请命，如奏请免除扬州积欠、登莱榷盐税等；在经济与基建创新方面，在徐州组织采煤冶铁，解决燃料与兵器原料问题。贬谪惠州时引入“秧马”提高插秧效率，在儋州教授挖井技术改善饮水卫生；在文化教育与民族政策方面，在海南办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倡导汉黎和睦。移风易俗，纠正迷信用药、虐畜等陋习，改善女子地位。可以说以苏轼从政而言，是一个勤勉有为的官员。
　　从近处说，苏轼在知密州期间，治旱治蝗治匪，救助孤儿，政绩显著，肯定惠及密州所属各县各个地方。他的文学成就，包括他在密州期间的大量作品，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奇秀不减雁荡”“九仙今已压京东”等句，尤其对九仙山、五莲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苏轼进入日照名宦祠，也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