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会
　　坐在飘着墨香的书房里，我第三次翻开铁流的《靠山》，书页间泛黄的采访笔记与历史照片瞬间在眼前鲜活。这本书像一坛封存半个世纪的高粱酒，初尝辛辣，细品回甘，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在作者十四年的走访与考证中，终于化作滚烫的文字，烫得人眼眶发酸。
　　沂蒙山区的石头缝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生命。当朱永兰光着脚在结冰的河床上推独轮车时，当唐和恩用讨饭的竹棍刻下80多个地名时，我忽然明白：真正的英雄主义，从来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慷慨陈词，而是平凡人在绝境中迸发的微光。
　　朱永兰的故事让我想起母亲。她总说自己年轻时参加过“识字班”，在泊里战役中推过军粮，纳过军鞋，却从未细说其中细节与危险。直到读到书中那个18岁的姑娘，为了让伤员穿上鞋，剪下父亲珍藏的马褂做裹脚布，我才惊觉：那些被轻描淡写的“支援前线”背后，是多少个像永兰一样的姑娘，用青春和热血编织的生命之网。她们不是课本里的抽象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会疼、会累、会在深夜偷偷抹眼泪，却在黎明时分咬着牙继续前行。
　　唐和恩的小竹棍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像一根被岁月风干的鱼刺，卡在每个参观者的喉咙里。这根3尺长的竹竿上，刻着跨越三省的支前路，也刻着一个农民对胜利最朴素的渴望。当我在纪念馆看到它时，仿佛能触摸到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里，渗着的汗水与血水。这不是简单的行军路线，而是中国农民用生命丈量的信仰之路。
　　作者的笔触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历史的肌理。他没有沉迷于宏大叙事的辉煌，而是把镜头对准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中，渊子崖村的农民用土枪和菜刀筑起防线；在汶河冰冷的河水中，32位沂蒙妇女用身体搭起人桥。这些故事像散落的珍珠，被作者用血泪穿成一条项链，挂在民族记忆的脖颈上。
　　书中最让我震撼的，是王换于大娘为陈若克补办婚礼的细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位沂蒙母亲用新衣裳、红蜡烛和剪纸，为一对革命夫妻筑起了最温暖的爱巢。当陈若克母女牺牲后，王换于每年中元节都去坟前祭奠，把两棵小树当作她们的化身。这个充满诗意的场景，让我看到了战争年代最柔软也最坚韧的人性之光。
　　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作者用十四年时间打磨《靠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正是这份笨拙，让这本书有了沉甸甸的质感。他走访数百位支前模范和后人，记录上千万字笔记，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让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重新焕发生机。
　　作者采访一位90岁的支前老人时，在老人的炕头坐了三天三夜。老人絮絮叨叨地说着过去的事，时而哽咽，时而大笑。作者就那样静静地听着，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老人的讲述中寻找历史的真相。这种沉浸式的采访方式，让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带着体温的生命。
　　书中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其实都是作者精心埋下的情感炸弹。比如朱永兰给伤员送鞋时的对话：“你这是女人鞋，穿着大家伙儿还不笑我？”“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简单的几句对白，却把战争年代的生死与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从生活中提炼的语言，比任何华丽的修辞都更有力量。
　　我合上书页，窗外的暮色已深。台灯的光晕里，那些在书中鲜活的人物仿佛穿越时空，站在我的面前：永兰推着独轮车，唐和恩拄着小竹棍，王换于抱着新做的煎饼，明德英用乳汁哺育伤员……他们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托举起一个民族的希望。
　　作者在书中写道：“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靠山》的大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所以能战胜一切困难，正是因为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无数个像永兰、唐和恩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书写的信仰之书。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靠山》依然在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靠山。当我们在岁月静好中享受生活时，不应忘记那些为了这份安宁献出青春和生命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