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嫡
　　上周收拾旧物时，突然翻出一只掉了漆的诺基亚手机，塑料外壳早已被磨得油光发亮。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晚上躲在被窝里跟人发短信的情景——— 两个大拇指按键按得发酸。那时候哪敢想，十几年后的今天，小学生做作业都能对着平板喊一声：“小X同学，这道题怎么解？”
　　科技这东西，跑得是真快。它解放了我们的手，也顺带着“解放”了我们的大脑。短视频刷不完，热搜换得比红绿灯还快。我们的脑子，仿佛也被按下了自动接收键。慢慢地，也就忘了该怎么去思考。
　　前阵子听余秋雨的播客，听到他说的一位老教授——— 一堂课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也入了神。课末习惯性地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台下却静得能听见粉笔灰落地的声音。老教授为此苦恼了很久，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可以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也像针一样扎过我。之前我刷到一篇讲“慢生活”的文章，扫了眼标题就划走，连“作者为什么说‘慢’就是快”都懒得去想，更别提写下只言片语的评论了。
　　前几年还没那么忙的时候，我常去图书馆看书，看到不认同的观点，总要拿笔在旁边写写画画，非得查个究竟不可。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一本厚厚的书，两三天就“啃”完了。合上书，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刷到的视频大多是“十分钟读完世界名著”的短视频，一本书缩成三分钟的解说，连主角的名字都记不全，关掉手机，脑子里只剩下结局好惨之类的碎片。
　　直到去年的一次进修，我才惊觉，我的脑子可能真的生锈了。
　　那是在一次业务进修课上，教授在屏幕上放了一张棕熊在河里抓鱼的照片———熊的毛上沾着冰碴，爪子扒着河岸的石头，一条鲑鱼的尾巴在水里甩得直冒水花。教授说：“给孤独症孩子上课，要学会用问题打开他们的世界。你们试试。每个人想一个，不能重复。”
　　我盯着那头棕熊壮硕的背影，手心开始冒汗。脑子像一台许久没上油的老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可翻来覆去就只有“熊在干嘛？”“鱼跑了吗？”这种傻问题。眼看着前排的同事一个个站起来，“熊的爪子为什么长这样？”“这条河有多深？如果熊没抓到鱼，它会生气吗？”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冒出来，我急得脑门上全是汗。最后，我几乎是憋着一口气，才挤出一个问题：“如果……如果熊没抓到鱼，它会换个地方吗？”
　　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原来，只要逼自己一把，我这生锈的脑子，还是能转的。
　　不止在生活中脑子不转，我连看剧都不想动脑子了。前阵子追《南来北往》。姚玉玲辞了广播员跟贾金龙走的时候，我跟闺蜜发消息：这女的够狠，说走就走。结局她蹲在街边卖烤串，油烟熏得她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啃着苹果，轻描淡写地评价：“可惜了，好好的工作不要。”可打开评论区，我傻眼了。有人写：“姚玉玲的悲剧，不是因为她敢闯，而是编剧觉得女人太清醒就该被惩罚。”有人问：“为什么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错？”我盯着这些评论，手里的苹果核都攥变形了。是啊，我怎么就没往这层想？我看剧的时候，脑子就像一台被遥控的电视机，跟着镜头走，却忘了按下暂停键，自己想想。
　　那天去菜市场，卖菜的阿姨一边给我称葱，一边跟我唠嗑：“现在的年轻人，连葱和蒜都分不清。手机上搜一下，啥都知道了，哪像我们小时候，非得跟在大人屁股后面，下地里拔一回，才知道葱为什么长须，蒜为什么分瓣。”
　　我捏着还带着泥土和水珠的葱叶，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翻得起了毛边的《十万个为什么》。思考不是什么高深的事，它只是把“看一眼”变成“多停一秒”。看云的时候，别只说云像棉花糖，想想“为什么云会变成这样的形状”；读书的时候，别只看情节，画个问号问作者为什么这么写。亲手拔一回葱，才知道葱须子的用处。
　　亲爱的朋友，生活和学习中，我们用手指滑动屏幕时，也别让脑子跟着“滑动”过去。毕竟，脑子是自己的，别真让它成了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