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昌
　　在黄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奎山街道牟家小庄村，曾有一个被称为“人民母亲”的“范大娘”。这个称号，是当年沂蒙革命根据地滨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和日照县评功委员会，经过慎重集体研究，并履行严格的组织程序，郑重其事地授予她的一大光荣称号。
　　今年清明时节，天降相思满人间。利用休假时间，我踏上了开往日照大地的高铁。车很快，但我的心却是慢慢向范大娘靠近。田间地头，是一个黄土堆。有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范大娘的坟。
　　一堆黄土，一块石碑，一段碑文。望着这个小小的坟茔，突然想起了著名诗人桑恒昌“亲情诗”里写母亲坟墓的诗句：
母亲的坟墓像太阳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
　　大地平旷，麦苗青青，大雁在天空高翔，有人在远方耕种，一种如怨如痴的歌声从远方传来。穿过现实的街道和历史的深巷，听着人们的追忆和叙述，我一步一步向“人民母亲”范大娘靠近。
　　范大娘出生于1895年，翻开历史，就会发现，那一年，有很多大事发生。那一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那一年，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俄法集团通过这笔借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那一年，康有为先后四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
　　这些大事，看起来似乎与范大娘无关，但茫茫大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酷形势，又怎能不影响和决定着她的生存状况和人生走向？
　　范大娘是19岁那年嫁到范家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她的所谓“人生大事”不过是从一个贫困人家换到了另一个贫困人家。
　　那时，范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个成语来形容。一个是“家徒四壁”，一个是“一贫如洗”。她和丈夫只能依靠给地主打短工维持生计，过着“半夜鸡叫”的生活。长夜漫漫，长吁短叹，范大娘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因为，从小心性要强的她，丝毫看不到生活有任何盼头。在她眼里，那时的日子根本就不叫日子，而是一种煎熬。
向前看，高高的大山阻挡向后看，一片荒野茫茫双脚被缠紧的人何处才是你的希望
　　风一起，天气就凉了，范大娘更不愿看到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年秋天，穿着“狗屎黄”军衣、戴“屁股帘子”、端着长枪的日本鬼子开进了日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在这年冬天，范大娘遇到了最揪心的事情———她的大儿子范崇仕突然失踪了。
　　儿子究竟去了哪里？问谁，谁也不知道。左等，不见踪影；右等，总也不见人影。这让范大娘不知有多么心焦。“孩子啊，你这是去了哪里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她担心，她害怕，担心害怕儿子是不是被日本人害了，或者被抓去当了伪军！这可是她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范大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她翻身起床，推开大门，“噶扭”着一双小脚，走向漆黑的远方。她发誓一定要将儿子找回来。无论他到了哪里，也无论发生了什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以看出，她只身一人寻找儿子的辛苦。饿了，她沿路乞讨；渴了，掬一捧河沟里的水喝；困了，在柴火堆里睡觉。风雨无阻，风餐露宿，怎一个“辛苦”来形容。这是怎样一个执着的母亲，坚毅的母亲，充满爱心的母亲？有这种精神，这种信念，这种挚爱，什么事情能干不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寻找，范大娘终于得到了儿子的消息。原来，他的儿子瞒着家人，瞒着她，偷偷参加革命去了，打日本鬼子去了！
　　“真的？”范大娘不敢相信人们的说法。“真的。绝不骗你！”
　　得知这一消息后，范大娘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继续寻找。直到找到儿子，劝其回家。干革命，会掉脑袋。如此冒险的事情，咱不能干。另一个是默认和支持儿子的行为，让他继续干吧，赶快把可恶的日本鬼子都赶回老家去。
　　毫无疑问，范大娘选择的是后者。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实际上并不平常。换作其他人，换做其他母亲，却未必一定这样做。因为，那时的她们作为旧社会“头发长见识短”的“小脚儿”妇女，并不会懂得更多的道理，也未必有什么见识。但是，范大娘知道，日本鬼子占我家乡，杀我百姓，是坏人。打鬼子，是应该，也是本分。儿子参加革命，打鬼子，是好事儿，就应该支持。
那一刻，一块石头砰然落地好像听到了久违的春天消息
　　范大娘听到儿子参加了革命的消息后，一方面，为儿子的选择感到欣喜，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居然有这种出息。另一方面，内心对儿子也有些嗔怪，参加革命，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告诉老娘呢，难道怕老娘不支持你不成？
　　往回走的路上，范大娘是脚下生风的。她要赶紧赶回家去，将这一消息告诉自己的老伴和家人，让他们赶快放下心来。
　　儿子参加革命了，自己也不能闲着，也不能落后。“千里寻儿”归来的范大娘，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悄悄找到组织，向组织请求，自己也要为党，为革命，为抗日做些事情。她说，请组织一定相信俺，千万不要嫌弃俺！组织上见她如此诚恳，便答应了她的请求。但是，在究竟让她干些什么事情上，却一时没有主张。范大娘说，在大家的印象里，俺就是一个四里八乡要饭的老婆子。不如让俺以要饭打掩护，悄悄搜集敌人的情况，帮你们送信儿吧？
　　就这样，范大娘重新打扮成要饭者的形象，拿起讨饭的碗，来往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专门给党组织和八路军传送情报。
大哥大嫂行行好俺老婆子饿坏了给俺一口就很好苍天在上有眼睛好人一定有好报
　　谁也记不清了，范大娘唱着自编的“乞讨歌”走了多少街巷，传递了多少情报。她只知道，那些日子，虽然异常艰辛，有人冷眼，有狗追赶，有敌人盘查，有刺骨的寒风，但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想到自己是在为革命做事情，她的内心，像不远处的傅疃河里的水一样波光荡漾。
　　到了1939年，范大娘的二儿子范崇相长大成人了，范大娘又做出一个新的决定———送二儿子参加八路军。有人劝她，你大儿子已经参军闹革命了，没必要把老二也送战场。可是，她不听，而是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而且亲自给她穿上军装。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也是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决定，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回想建国之后，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有多少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下乡，又有多少母亲因为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想方设法不让另一个孩子再去？范大娘动员二儿子参军的事情，如果放在现在，恐怕很多人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然而，这只是一般人的观念，在范大娘那里，有她自己的价值砝码。
儿啊，你是娘的心头肉为娘的，也不想让你走你不去打鬼子都不去打鬼子大家怎么才会有活路
　　1941年冬天，寒风凛冽。在料峭的寒风中，坏消息传来了。范大娘的二儿子范崇相，在小羊圈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听了这个消息，范大娘如五雷轰顶，差一点跌倒。想到是自己亲自将二儿子送上战场的，她感到特别对不起儿子。但是，她并没有被这巨大的悲痛所打倒。她从心里说，儿啊，这不能怪娘，要怪只能怪敌人太可恶了。你要相信，当娘的一定要给你报仇。
　　二儿子牺牲后，范大娘强忍悲痛，继续投入到战斗中去。之后大家发现，她比以前更积极了，更自觉了，更忙活了，工作也更有效了。由于她的忠诚，她的勤奋，她的努力，多次得到组织的表扬。对此，她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并不放在心上。
　　没想到的是，五年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范大娘身上。那是1946年7月，大儿子范崇仕担任滨海区渔盐工会会长，领导广大渔盐民工开展增资减租和反霸斗争。在去山字河开会途中，被埋伏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了。这无疑对范大娘是更大的打击。然而，如此残酷的打击，依然没有将她放倒。
　　这天，滨海区专门为范大娘的大儿子范崇仕举行追悼大会。这对范大娘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很多人担心她会悲痛欲绝，身体受不了，不可能参加。但是，她整理好衣服，擦干泪水，准时来到了会场。
　　只见范大娘像一棵昂然而立的青松，站在了主席台上。她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位八路军烈士的母亲，究竟应该怎么做，才对得起自己的称号。当她义正词严地谴责敌人的暴行之后，把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范崇仁叫到台上，并且当众宣布，送范崇仁参加解放军。
　　“你要为你两个哥哥报仇，不打垮反动派不要回家！”这是范大娘对儿子的唯一嘱托。
　　解放后，范大娘作为军烈家属，作为“人民母亲”，论说该享清福了。然而，她没有，她依然在日照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为了革命而奔走，而忙碌。“一双小脚，走在前头”，带头搞合作化，带头参加劳动，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年老体弱时，主动辞去领导和社会职务。直到1961年9月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咐四儿子范崇运：“要教育下一代，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离开范大娘坟墓时，我们向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算是表达对这位“人民母亲”的一番敬意。
　　采访归来的路上，透过车窗，我看到远方的落日，硕大，赤红，圆润，慢慢落下。
夕阳多像揣了一颗温暖的心去慰问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也去慰藉长眠地下的人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