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玉成
　　今天，距离我初读夏立君先生的散文集《时间会说话》，已经过去了三天，我其实只读了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生命有初衷》。如果让我挑选，我宁愿读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因为，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自己的无法承受之重，《生命有初衷》里就有我无法承受之重。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大抽烟，但是读这80页书，我抽了两支烟，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又抽了一支。这几篇文章写的是夏先生的故乡，记的是夏先生的亲人，在我读来，却有切肤之痛。我们家世代务农，到我十岁左右，才举家进城。虽然父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却从小受着这些乡民真诚淳朴的照顾与各种恩惠，也耳闻目睹了他们的痛苦和艰辛。我的亲戚大多是农民，与夏先生的亲人们一样，许多人经历了这世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遭遇与折磨。随着夏先生生动传神的文笔，那些善良、卑微、挣扎的灵魂，开始一个一个浮现在眼前，久久无法挥却，我慢慢沉入了无尽的悲悯之中。
　　千百年来，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的时期，大约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过得像沂蒙山区的农民那样卑微而艰难。贫瘠的土地，各种各样的压榨，也许并非他们独有。那些边远的山民，也许更加贫困。可是我想象不到，哪里会有这么繁重的精神桎梏，让他们无法抬头，在近乎窒息的环境中求生存。傻子二舅“活着时已经‘轻如鸿毛’了，他的死，就好比鸿毛被丢进水里，激不丝半点涟漪。”他干着粗活、重活、累活、脏活，被自己最亲近的哥哥吆来喝去，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摆在一个罪人的位置。他这辈子最大的不幸，恐怕是他并非一个真正的“嘲巴”，可以心安理得地傻吃傻喝傻睡。
　　夏先生敏锐地把握到了，沂蒙农民这种深入灵魂的克己：“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每个人都要高度克己，都在不同层次上克己。”夏先生的母亲，临终还在为因病多用了几块褯子而惴惴不安；他的父亲——— 一个乡里称道的能人，最后却拒绝饮食来加速死亡。在沂蒙山区农村生活过的人，不难感受到他们这种对自身欲望的异乎寻常压制。我的爷爷临死前同样拒绝饮食，他说的十分明白，将死而不快死，给人增添麻烦是一件可耻的事。怕死是人的本性，但文化很低（许多不识字）又无宗教信仰的沂蒙农民，在临终前会有这样的“豁达与哲思”，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种“克己”，无论看起来是卑微还是骄傲，都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卑微，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建立在对自我生命的绝对压制之上，这就是沂蒙农民根深蒂固的生活逻辑，沂蒙女人尤其如此。五姥娘在丈夫客死异乡之后，完全可以改嫁给姥爷，她也履行着作为一个妻子的大多数义务，但就连作者善良的母亲也认为“那还行”。其实，即便“我娘”们不对此明言排斥，她们自己也未必能突破自己内心的牢笼，我的大姑奶奶就为远逃台湾的丈夫守了一辈子寡，无儿无女，年近九旬凄凉而孤独的去世。即便那些看来美满幸福的女人，比如夏先生的母亲，找了一个在农村算是优秀的男人，生活也一直过得去，儿子有出息，但因为生活的磨难，三十三岁就掉光满口牙（“都是一颗一颗疼掉的”），生了八个孩子，七胎是自己给自己接生，地下、院里、灶前都是产床。而她的丈夫不知是因为无视还是无奈，一次一次听任她承受这种无法想象的痛苦，竟然没有一次在家。在漫长的岁月里，来了客人她们都没有权力上桌吃饭，“名字一辈子极少被人提及”，就是这些最卑微的人，却被赋予标准最严苛的道德枷锁，履行着最繁重的道德义务。
　　千百年来，沂蒙山区的农民就是这样安于自己的命运，他们“生来似乎就是为了以超长的耐心，去迎受生活的一切不公和磨难。”其实，我懂事的时候，中国农村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但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却反而下降到了社会的底层。连他们自己都用“再不好好学(干)，一辈子锄地。”来教育激励自己的儿女，他们辛辛苦苦地拼命，只为儿女不再做农民。至于女人们，至少到我母亲这一辈，也还没有根本的转变。我不止一次的听说，有的妻子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家庭地位，把山洞、树林、沟崖作为产床，只为偷偷生下一个儿子，夏先生的母亲当日生育也未曾面临这样的恐惧吧。如果生儿子的梦破灭了，又往往会整日面对一个酗酒成性的丈夫，甚至像罪人一样的忍气吞声、遭受家暴。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农村女人，喝下一种叫“敌敌畏”的农药，提前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读《时间会说话》的第二天上午，我从工作的地方驱车回城，一群六十岁左右模样的老年农民工在烈日下的路边施工，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很不高兴地厉声呵斥着什么，他们要么默默地低头干活，要么陪着笑脸小心解释。我在路对面停下车，眼泪开始肆意流淌，眼前浮现出躺在夏先生怀里奄奄一息的父亲，他那“可怜的、卑微的、憔悴的、眼角常含泪痕的母亲”，傻子二舅只怕已经荒芜的坟茔，不知道他们几千年的苦难，是否会在这一代人身上终结。
　　时间会说话，也许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