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土古城位于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丹土村周围，因在村东侧有大片红烧土而得村名，遗址中南部被村子占压，故称“丹土遗址”。东邻胶南市，西北距县城42公里，南距日照两城镇遗址4.5公里。面积约40万平方米。经中美联合考古队依据地表陶片、石器等考古遗物分布判断，认为面积当为130.7万平方米。遗址位于高埠上，较四周高出1～1.5米，自西向东倾斜。文化层在0.5～3米之间，最深处达4米，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至汉代等遗存。遗址经过多次勘探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为海岱地区最早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1977年、1996年分别被公布为山东省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讲到丹土遗址，不得不先讲一下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王献唐的名字在今天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有些陌生，而在中国史学界，他的地位却举足轻重，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书画家，又是山东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守望人，为齐鲁文化的搜集、整理与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卓有建树，有人称之为“中国近300年来罕见之学者”。王献唐先生最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辗转入川、舍命护宝的故事，当时他正任山东省国立图书馆馆长，他曾在给同事屈万里的信中表示：“无论如何，亡国奴帽子至海枯石烂，兄决不戴也……”可见其对护宝行动的坚决和誓死不归。那么王献唐先生与丹土遗址究竟有何关联呢？这事又要上溯到王献唐的父亲。王献唐的父亲王廷霖是当地著名中医，对金石小学等均有研究。1900年，痴迷于金石的王廷霖路过丹土村，发现了众多石器，带回家后送给儿子王献唐一个玉钺，四岁的王献唐将这一场景牢记于心，没承想一座古城在沉睡数千年之后，竟被他唤醒了。1934年春天，时任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提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祁延霈先生对山东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正式确认了丹土遗址。
　　遗址发现后，先后有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美联合考古队等单位对其做过多次调查、勘探和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等。其中1956年冬至1957年春文物普查时发现的4件玉铲和4件玉环，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也有十几件，在五莲县博物馆收藏的多达30余件。其中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四孔大玉刀是目前发现最完整、最大的，长51、宽22、厚0.3厘米；一件是江北出土直径最大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璇玑，外径22.5、内径7.1、厚0.5厘米；另一件是玉琮，内作圆筒状，外为方形，单节，高3.4、孔径6.3、边宽7.3厘米；还有一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玉钺，长30.5、宽18、厚0.3厘米，代表了我国最早的玉镶宝石技术。此外，还出土了玉戚、玉鸟饰、玉铲、玉璜、玉璧等各种精美玉器。丹土遗址出土玉器数量之多，且精美，证明了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象征权力和贵族富有的玉器。这充分证明了丹土遗址应是当时的一处中心聚落。
　　1995年春、1996年秋冬、2000年春秋、2015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日照地区相关文物部门对丹土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发现了丹土古城址是由城墙和壕沟组成的三个由早及晚、由里及外、由小到大，依次叠压、逐渐扩建，平面形状基本一致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遗存层位关系清楚，清晰反映了丹土聚落演变的五个阶段，分别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中心聚落、大汶口文化晚期城、龙山文化早期城、龙山文化中期城、龙山文化晚期一般聚落，是研究聚落演变的极好个案。城墙、壕沟、城门、蓄水池、排水池等布局与功能分区变化基本清楚。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当时充分考虑了城址与地形地势、气候等环境关系，城内布局、功能基本清楚，为城市考古、城市发展脉络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
　　丹土古城址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玉器、石器、铜器等，并出土一定数量的蛋壳陶，器壁极薄、器表黝黑光亮、造型优美、技艺高超，代表了龙山文化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准；特别是出土的精美玉器，数量众多、制作精细、等级较高，是同时期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且器形大、扁薄、嵌绿松石、钻双孔等，充分体现了海岱地区玉器的典型特征；重要的玉器如玉璇玑、刀、琮、璧、钺、铲、鸟形饰件等，为山东地区史前玉器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丹土古城址为研究鲁东南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面貌、分期与年代，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以及鲁东南地区东夷文化的融合与重组、扩展，族团的社会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非常典型而又丰富的资料，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对探索史前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深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稿件选自《日照历史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