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娜娜
　　纵观世界历史，一些险要地势的确对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函谷关、山海关、金沙江大渡桥以及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等，但高山大河、雄关险隘并不意味着决定一切，中国古老的文明早就作出超越千古的智慧总结：在德不在险。
　　“在德不在险”出自《史记·吴起列传》。“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吴起从历史上据险而不修德的失败案例出发，深刻剖析为政以德和山川险要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出“在德不在险”的论断，实在是大有深意存焉。险要地理位置或许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从长远的历史时空观察，道义、道德才是固国安民、行稳致远的根本之路。
　　修德安民才是守国之道。《吕氏春秋》记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孔子认为，“德”的力量能够超越山川险阻。孟子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统治者行“王道仁政”和“以德服人”，老百姓才能“中心悦而诚服也”。前秦皇帝苻坚登龙门而望，感叹“美哉山河之固”，随行大臣立即指出：“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并得出“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的深刻结论。康熙皇帝拒绝了请修长城的上疏，并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因而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治国之道，以德为先”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当年大禹有德，各方贡献金属，铸造了九鼎，象征国家统一和为政有德，后来“夏桀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由此可见，唯有有德之君才配拥有九鼎，德才是治理好国家的核心密码。三国时期袁术妄想凭借“土地之广，士人之众”的条件“徼福齐桓，拟迹高祖”，意图成就齐桓公、汉高祖那样的功业，谋士张承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同天下之欲”便是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做到体会人民疾苦，满足人民需求，如此方能成就功业。北周皇帝宇文邕面对太子献上的白鹿，很警惕地说：“在德不在瑞”。金朝海陵王认为：“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明太祖也认为“天命人心，惟德是视。”将“德”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显著特点，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德性基因，彰显了中华文明“厚德载物”的精神气韵。
　　世界各国兴衰史表明，险要地理位置或许能发挥作用于一时，但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未来。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以及扼守世界东西方商路枢纽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吕氏春秋》总结治国经验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唐太宗李世民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在德不在险，将道义、道德放在治国之首位，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曲阜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