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丽宏
　　那年春天，我娘病了。我请假，把娘接到我们在南山上的场区小住。
　　风轻日暖的时候，我搬个椅子，铺得软软的。扶娘出来，坐在阳光底下，跟她一块远眺近看，闲闲说家常话。远近的树，有的在发芽，有的在开花。
　　娘指着一树杏花，讲她的幼年。那时，她要看弟弟，背妹妹，打猪草，拾柴火，可是，淘得很。也是春天，她一手托着背上的小孩儿，一手攀着石缝，爬上墙头，去折杏花。她说，一棵杏树，她只消两手一抱，两脚一缠，一纵一纵就爬上去了。
　　真像猴子一样啊。她站在树枝上，坐在树枝上，或躺在树枝上，稍一用力，就晃啊晃的，晃得杏花乱飘。
　　泼辣娇俏的野丫头，转瞬长大、成家，煞了野气，成了三个孩子的娘。
　　村里人，有个统一的价值观：不顶吃顶喝的事，你做，你喜欢，叫“猴”。看谁谁谁“猴”的。有点“追求花哨、不务正业”的意思。正业是啥？无非吃穿。
　　我娘，是个“猴”女人，她欢喜着一些吃穿之外的东西。
　　我们村东山坡上，种了满坡杏。惊蛰过后，杏花开得噼里啪啦，东山坡上白浪滔天，但没有人说到杏花的美，更没有人去赏杏花。
　　至多是某天早晨，人们端着饭碗在门外吃饭，有人朝杏花坡看一眼，轻描淡写说：“杏花开了。”多数的人朝那里瞅瞅，说：“该锄麦了。”也有人惋惜：“可惜那一坡杏，又酸又涩巴。种白杨的话，能当梁了。”
　　但我娘年年要折几次杏花养着。我上学后，弟弟小，娘被家务困住。杏花开时，娘总让我给她折杏花。我乐意这样的差事——— 大约“猴”的基因，已流在血液里。
　　我拣花苞繁密的，折一把回来。娘边夸边插在老花瓶里；然后装水放窗台上。此后天天早晨，她在花枝下梳头，很快乐的样子。纸窗上，投影着花枝阑珊，看着简单，却很难画。
　　村里放电影《红楼梦》，关于林黛玉葬花，乡亲们普遍觉得这个编戏的人，有点太能扯了。至于吗？落个花，就哭成那样儿？
　　只有我娘为那林女子忧伤着。
　　其实细想，娘那时跟别人一样，天天在吃穿用度的困境里打转转，满脸愁容；为家族的纷争，断不了生些闲气。
　　有次，我爹偷偷送给同村三姑夫一袋子烟叶，被三姑说漏了嘴。娘一回家，就跟那个“胳膊肘子朝外拐的货”磨叽起来。这个涉及家庭民生的大事儿，每有机会，娘扯起话头就开始绕，磨叽得我们耳朵都长厚了。
　　看娘的架势，这场架将无限长地持续；但忽然戛然而止了。娘说：“你爹已经认错了。”
　　这种适可而止，高于好多不“猴”的女人；我感觉，是那个“猴”，安妥着一个辛苦焦虑的灵魂，让她有分寸。
　　我娘为三姑常来讨奶奶占点小便宜，颇不满。她说她们俩是“猪嘴狗獠牙，死不对眼法”。最厉害的一次，两人竟榔头闷棍、揪头拔毛混战起来。我奶奶站在堂屋高台，眼看着两人翻来滚去、乱成一团；拍下大腿，长叹一声，回屋念佛去了。
　　三姑撤退以后，我娘理了理乱发，竟跑去北屋，向奶奶赔不是。我娘说：“娘，你宽心，我不是冲你的。你当娘的，接济儿女，没错；她做女儿的，不该！”
　　混战殃及了种在影壁前的一株刺玫。娘好容易寻来、养活的花树，已打苞含朵，却被连根拔下，花叶狼藉。
　　多年过去，娘说起当年的惨烈战事，好不羞愧。生活好起来以后，三姑也变了。她们和解，宽容，常常是有一点好东西，马上会想到彼此，交往也多起来。大的农活，干脆两家合起来一起做。
　　不变的是，娘的“猴”。
　　她对花儿、草儿、戏文的痴恋，简直近似恋爱般的情感，入迷，绵长，坚毅。我想，也幸亏那些“猴”吧，让人在饱暖之余，拥有另一个世界。心被花枝掩映、庇护，虽埋头尘世，却不会被时间和世俗风化。
　　我忽地生起一个念头：这个周末，去买几棵花树，植在老家院子几棵，娘的坟地里几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