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作家中，鲍尔吉·原野的写作一直有自己的路数和风格，开阔也独到，浑实也精致，达观也守心。多年来，他是这么坚持着的。在当下的散文局面中，原野的方式有不可替代的一面。李修文是散文写作的“革命者”，开生面，见新辙，也引发对散文文体界限的思考。《山河袈裟》的重要还在于散文写作如何“深入现实”，这本书中所涉人物，不拘高下贵贱，无不为生之烦恼所困所苦，生与死、荣与辱、穷与达、得与失、爱与恨，虽一时无法克服或调和，但每个生命都自有内在的高华与庄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宁肯的《北京：城与年》写得老到、厚实，守拙，一招一式固执发力，让旧的旧下去，让新的新出来。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在史中找识，书中每一篇文章各自独立，但彼此之间又有隐秘的联系，他试图开凿出一条传统与今天的“人文栈道”。说“栈道”的意思，是他不求完整，不求“回到历史原点”，在每个经过之处取己之所需。这种写作既需要察史的积累，也需要知史的判断力。李娟是散文的天才，她的写作是灿烂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她写作也有些年头了，但当代散文模式的种种陋习，在她那里“不粘锅”，完全没有影响。
　　鲁迅文学奖是国家文学奖，从总体上讲，这一届的作品也是有遗憾的，有力度的写社会现实作品不多。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多元复杂的，有主体伟大的一面，经济总量的大规模、大国制造，等等，也有让人痛心和揪心的东西，假疫苗、毒奶粉、留守老人和孩子，等等，写伟大不够，写痛心和揪心也不够。散文写作社会关心不足，闲心多。当下的散文写作，要警惕新版的“陶渊明”，回避丰富复杂的现实，躲进小楼或田园，写自己那一点快乐或忧伤。
　　写历史题材的散文，应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学原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文章。史学是中国传统里惟一具备完整体系的学科，二十四史摆在那里，二十四史之前的史著也是个性鲜明地摆在那里，这是正史。还有庞杂的野史。文学写作中应该了解正史与野史的区别。采信史料时“拿来主义”是允许的，但应该拿得有眼光，有水平，也要守常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有联系，甚至有因果。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中国史书的早期传统是“君史两立”，一个朝代的政府和史书是两条线，史书是对政府执政的备忘录。唐朝之后讲“以古鉴今”，史书成了镜子，用以映照现实。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是清醒和反省，写历史的散文失去警惕之心是对史学原理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