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

　　有一天，面对“阅历”这个词，忽然想到，人有两种阅历：一是一般所说人生阅历，一是“阅读经历”。在文化愈益普及的时代，“阅读经历”对人越来越重要，这应是事实。你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基本就是什么人。感觉是能成立的。
　　联系到文学创作，又想到作家应该有第三种阅历：“历史阅历”。历史就是人类的“阅历”。解读历史与古人，是深化个体人生阅历的一个途径，就是把人类阅历部分地化为个体的阅历。作品有没有历史感、时空感，应与此深度相关。回顾一下这几年的读写经历，不禁有点百感交集了。若在解读重塑古人的过程中，能重塑革新作者本人，并以作品激励更多读者，产生追求有意义生存的冲动，我相信那种读写那种“阅历”是有价值的。
　　2017年底，将《时间的压力》书稿交出后，便让围困我五六年的以中国古典作品及研究著作为主的读物各就各位，回到书橱里。我的心情也从故纸堆中走出，集中读了部分中外小说及其他著作。这其中包括重温《呐喊》《彷徨》。我希望自己尽快进入关注现实的读写状态。
　　小说能够让作者在作品里隐藏或部分隐藏，散文作者则似乎需要在作品里把自己交出，把自己打开乃至撕开。在散文里隐藏自己，我感觉是一件不可能之事。但这并不能排除高明的作者能做到。
　　《时间的压力》是一部“阅读”古人之书。阅读了自先秦的屈原、商鞅至明末清初伟大少年夏完淳，共九位古人，时间跨度达两千年。若说历史是消逝了的时光，那么也可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成长。在时间这端的我若不真诚不肯打开自己，时间那端的古人何必打开他们呢？历史是一本苍茫大书，根源于人性是一本苍茫大书。对古人在他们特定时空下承受的压力，他们真实的爱恨情仇，能够真诚感受，才能付出“同情的理解”。评论家往往对小说家强调要“贴着人性写”。实际上，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不需“贴着人性写”的文章。
　　我把解读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对抚养自己传统的一种回报。养育出什么样人物，就是什么样传统。有伟人，无完人；有伟大传统，无完美传统。传统确实在回归。让什么东西回归，警惕什么东西回归，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反省”绝不能在历史研读中缺位。
　　我创作成就不高，却以《时间的压力》获了鲁奖。奖项有对一个人文学成就进行判断的作用，但本质是一种奖励、激励，更根本的判断只能交给读者交给时间。我的作品若多少具备点鲁迅精神，我就多少可以减少点面对这个奖的羞愧。
　　获奖当然不会对我有什么改变，但对我写作心态会有影响。今后的时间里，会另有一种特别的“压力”：写出更好的作品，对得住这个奖。我想，一位中国作家，当他要写点什么的时候，若能读一读鲁迅，或至少想一想鲁迅，起码能使作品免于过分媚俗与浅薄吧。“阅历”的深度，应当能决定写作的深度。
　　（本文系第七届鲁奖公布后，应评奖委员会之约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