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

　　此时，路上行人已很少。我们将进村时，突然从树后蹿出两个穿灰色军装的人，大喊一声：“站住！什么人？”一个用步枪冲着我们父子，一个蹿到我们跟前，用手摸索我和父亲的腰部，意思是查看有无武器。父亲连声说：“我们是老百姓，是好人，是找朋友来的！”又说：“我是来送孩子上随营小学的！”那位搜身的军人要我们跟他到连部去。连部里面走出一位长官，看了看父亲，大声说：“老三！”父亲定神一看，说：“小叔！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这位长官不是别人，是涛雒北门里的张珣礼。年龄比父亲稍小，与爷爷同辈。他说他在十六团当通讯排排长，因排里有两挺旧机枪以保护电话设备，人称“机枪连”。父亲就把我想上随营小学的事说了一遍。小爷爷说：“十六团在‘公路北’时办过随营小学。开到‘公路南’前，已经放假，人员都遣散了。没见说复校开学的事。”又说：“钟连吉改名叫钟伯奇，栈子人，我认识。不过他有‘八路’嫌疑，已被整肃，一年多不见了。”他建议说：“丁冠五是‘书记官’，李团长（李延修）很尊重他。他比较了解情况。请他做介绍人比别人都强。”丁冠五是涛雒北三里右所村人，抗战前，他在涛雒盐场公署任“文牍”，与父亲有“同事”关系。父亲很赞成小爷爷的建议，小爷爷派他的勤务兵领路，我们走了半小时就进了后崖下，到了“书记（秘书）处”门口。
　　勤务兵在北屋门外，喊了一声“报告！”屋里出来一位青年，问：“干什么的？”勤务兵说：“这位先生来见书记官！”青年问父亲：“你是哪里来的？”父亲尚未回答，我高兴地大声喊：“丁履贤！丁履贤！”丁履贤高兴而又迟疑地问：“小家伙！你怎么来了？”原来，丁履贤是涛雒东南街人，与我上私塾是同学，他是大学长，比我大七岁。但他不认识父亲。我告诉他，同来的是我父亲。勤务兵回前崖下，我们进了“书记处”。
　　国民党的制度，书记是秘书，书记处就是秘书处。十六团的书记处只有五个人：丁冠五是上尉书记，相立堂是少尉书记，丁履贤是准尉书记，另外两人是勤务兵。丁冠五对父亲的到来很热情。关于对我上学事，他说：“秋后开学不开学，现在尚未决定。因为最大的难题——— 给养不足。如果给养有了着落，随营小学可能开学，我可以介绍传玺入学。如果给养解决不了，就不会开学。那时，传玺只能另想办法了。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对父亲说）休息几天，先回去。传玺可以留下来，等等看。在我这里吃饭不成问题，可以放心。”这天晚上，在书记处吃晚饭，是勤务兵张太厚到副官处打的饭：馒头、白菜熬豆腐。晚上，父亲在里间炕上睡觉，同睡的是三位书记。我跟勤务兵张太厚在外间打地铺，就是躺在一个草帘子上。门口虽然点着一根大艾绳，可是蚊虫很多，被咬了一夜。
　　次日清早，未等开饭，父亲即告别丁冠五，离开崖下，回栈子去了。行前向丁冠五、丁履贤“多多拜托”。两位丁先生很给面子，满口答应。父亲嘱咐我要尊敬两位丁先生，按照亲邻关系，称他们作“丁伯伯”和“丁叔叔”。要我称勤务兵张太厚作“大哥”；并主动帮他烧水、打饭，与他一起吃饭。凡事多向他请教。父亲走后，我是就这样做的。
　　书记处名义上有五个人，但有一个勤务兵已18岁，派到沂水去受军训3个月，尚未归来。实际只有4个人。丁冠五好睡懒觉；相立堂是车沟村人，离家近，常回家；丁履贤年轻，好串门，所以比较清闲。丁履贤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他要外出时，总嘱咐我“好好看门，多练练字。”我就答应着。常来书记处写字的有两个人：一是徐景西，徐家大村人，是十六团的军需处主任，少校军衔。他是日照县立初级中学毕业，旧书底子很好，能写会画。书记处的墙上挂着他用行书写的古诗条幅，其中有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人的诗词。二是牟子衡，大羊圈村人，是传达长，上士军衔，上过几年私塾，喜欢到书记处利用现成的笔墨纸砚练字。这几位一到书记处，我就要主动“让位”，给他们烧水泡茶。因为张太厚患脚气病，涂的药有硫磺味，所以一切勤杂事都让我干。后来副官处的大伙房停办，原有伙夫分派到有关单位办小伙房。书记处来了一个姓刘的伙夫做饭，丁履贤让我帮刘师傅烧火。这位刘师傅的气派很大，他对我说：“我是来给书记官做饭的，我收你当徒弟，你好好地跟我学手艺，保你以后有好日子过。”我天天在他的指挥下，烧火、劈柴、挑水、洗菜，无所不干。有一次没有盐了，他让我向房东家借碗盐，我拿着碗到隔壁房东家。韩大姐一人在家，她给我挖了一大碗盐后，将碗往地上一放，向我嫣然一笑，指着地上那碗盐不说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问：“干什么？”可是她只笑不答。我不好再问，就端起盐碗回到厨房，并把刚才的“故事”向刘师傅讲了一遍。刘师傅听罢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做‘不接缘（盐）’。不过，你还太小，对你接不接，没有必要。”当时，房东大嫂也在厨房里。她插嘴说：“小张这么个大个子，谁知道他多么大！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就不能‘接’，小张总比十二三岁大吧？”我说：“十四岁！”房东“呵”了一声说：“这就对了吧，不能接！”刘师傅和房东一开始的谈话，我还不太懂，有些惶惑。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崖下村一带旧的风俗。虽是这样，我后来很不想和韩大姐打交道，总感到与她碰面有些不好意思。
　　我在十六团，天天打听有关随营小学开学之事。可是客观情况给我的印象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此事，其他的人似乎都不知有此事存在。连我父亲再三拜托的丁冠五和丁履贤两位，我每次询问，他们好像都已将此事忘记。后来天气渐凉，我的单衣既脏又破，一双旧布鞋底早已穿孔，沙石刺脚，走路疼痛。好容易熬到阴历八月底，父亲来了。丁冠五还是那样热情地接待了父亲。但他告诉父亲，十六团因筹集“给养”困难。随营小学“暂不开学”，只办原来的“干部子弟小学”。他又低声对父亲说：“形势很严峻，鬼子可能要扩大战争，你们不必指望随营小学，最好回涛雒上学。你注意，这是我的真心话。”父亲告诉我：栈子一带的几个村子都在日寇特务的控制之下，栈子小学的老师都已南撤了。父亲和母亲已离开小东栈子，回到涛雒，与爷爷、奶奶同住。奶奶很想让我回家。父亲说了这一些，我明白大势已去。就这样，我告别了书记处的诸位先生、勤务兵张太厚和刘师傅，悄悄地离开后崖下村。天将上黑时，我和父亲赶到涛雒北门，父亲凭“临时良民证”把我领回家。奶奶搂着我大哭，我也大哭，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