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元

（接上期）
　　珩公陪着这位先生四处寻看，走到德靖山这里，先生悄声告诉他买下这块地。珩公私下打听，地的主人竟是当年赠金的妇女家，此时，丈夫已经积财回家，日子殷实。见了恩人，全家立即跪拜；知道来意，人家非要无偿奉送。珩公摇头说那我就不买了！言毕，就要离去。最后，主人以廉价卖给了珩公。
　　德，道德也；靖，平安也。故事可能实中有虚，风水之说可作谬论，但行善便是积德，厚德方可载物。史载，丁珩“晚年境况转裕，偶应人之求，求货济急，待其子报捷南宫后，悉取贷券焚之，不使偿还。”待儿子丁允元做了高官，他把所有人的欠条全部烧掉。丁珩祖“不以子贵受封而自居”，反而“一如寒素时的自谦，……不面誉人长，不肯毁人之短”，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守正仁善，友睦四邻，用日照本地的话说，没有半点儿“扎煞”。
　　丁允元，明天启甲子科举人，崇祯辛未科进士，在京为官，因弹劾都御史袁卿逆党，被誉“不畏强御，上劾权相”，后出京任苏州知府。苏州，江南富庶地，烟柳繁华城，五百里太湖渔歌帆影，周边山如螺髻，田畴村墟，鱼米之乡。知府大人可游可逸，可以醉乎山水之间，有官银，也有私银，甚至还可能有贿银，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明代有民谣形容遍地贪官：“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是京里抖。”然而他却勤于政事，宵旰尽责，躬行不惰。不但自己端方清廉，苛心律己，并严命胥吏们熟悉典章，依法从政。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所以他体恤民苦，即使对触法者也不用峻刑。后来，丁允元任庐州兵备道副使，“吴中父老攀卧以千百数，皆泣相告云：吾苏州从未见此赔钱太守也！”都庐州后，丁允元严格丈量土地，大胆纠察冤案，曾为两千多人保全了性命，由此也与黑恶结下了怨仇。不久，丁允元被奸人构陷，就地免职。后来，真相终于大白，朝廷补他为榆林道台。此时，丁允元已经目睹体验了太多官场的厚黑和龌龊，便以母亲年迈为由，返回故里。
　　丁氏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民国时期的丁惟汾。丁惟汾家在涛雒西岭的官庄，其父为清末秀才，古音韵学家，著有《毛诗正韵》。然而老先生并非食古不化，虽身处僻壤却认同新潮。他在自家的学屋门上写下这样的对联：欧风美雨留佳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另一房门写道：闲日铲除专制草，随时培养幸福花。丁惟汾受父亲影响，研经读史，关注时事。1903年，丁惟汾先考取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山东主盟。他与同仁在东京创《晨钟》周刊，宣传革命，播撒火种，因其意志坚定，忠诚可靠，孙中山先生就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回国后，丁惟汾任山东政法学堂校长、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因为学堂相对独立，年轻人集中，容易避开朝廷的监视，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会员。待武昌起义爆发，先生立即组织同志响应，参加草拟山东独立大纲，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不久就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独立旋被取消，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杀害。先生又与黄兴等人密谋，酝酿到烟台起义，直到南北议和。国民党成立后，丁惟汾先后任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两党合作时期，曾与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共事。后来，一度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训练部长、检察院副院长、国府委员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常委。
　　丁惟汾一生保持平民意识。早在1914年，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他暂时潜回老家，做了农民。他牵牛躬耕，戴月荷锄，汲水灌园，憩时抽着烟袋，与邻人共话桑麻。人们完全不知他的背景和“来头”，亲切地叫他“七老汉”。在南京时，他租居的却是民房，屋里除了床铺板凳，饮食用具，就是书架，却没有电话。全家平时粗茶淡饭，有时候买点儿肉，白水煮后蘸着盐吃。他不舍得买烟卷儿，就把旱烟叶子搓碎，用纸条卷起来，自号“小雪茄”。夫人也抽烟，但专拣老先生扔下的烟蒂儿，在嘴上吧嗒几口过瘾。抗战时期，丁惟汾随撤重庆。当时的陪都，官员生活奢靡，连蒋介石都气愤地写道：“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这时候的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府委员要职，兼抚恤委员会主任，却是清正自律，依然粗布衣帽，脚穿布鞋，抽低廉的大联珠牌香烟。他家住了三间民房，一边还是猪圈。孔祥熙见后，觉得如此有功党国、德高望重之人这般待遇，实在有失总统脸面。孔祥熙告诉了蒋介石后，丁惟汾才迁到林园。中共领导人到重庆谈判，还去林园拜访过他。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丁惟汾因政见与蒋分歧，自然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民国要员，仍然可以行使权力。而且他革命半生，道合至交无数，但是他没有弄权营私，更不做刮民的勾当，为官廉政，甘于清贫，而且不许子女亲信经商。他看多了党国的腐败和官员堕落，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我没办法，已经当了政客了，你们晚辈，谁也不许做政客……”他嘱咐后辈们远离政治，学些专业自食其力。自己出资把年轻人送到国外，他让女儿丁玉隽到日本学医，后嫁给水利学家黄万里；他把外甥牟宜之送到日本学建筑；把族侄丁观海和养女王隽英送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两人在美国举行了婚礼。
　　老先生生活简朴，却把积攒下来的钱，捐给老家建了学堂。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侄子丁群和外甥牟宜之，先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丁群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他与赵尚志等人奉命北上，被张学良抓住关进奉天监狱，准备死刑，还是丁惟汾暗中斡旋，秘密释放。牟宜之，曾经偷了舅父的手枪参加了日照暴动。后来，牟宜之任国民党乐陵县县长，接应肖华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枣园结义，助他们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将县府所存的三千大洋送到太行山，为刘邓大军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装。烽火岁月里，牟宜之驰骋于沂蒙山区，刀劈倭寇，血溅战袍，不愧一代豪杰。说起来，我们家和牟宜之有些关联，他和我外老祖父是亲家。我们母亲成长凤在他家长大。
　　后来，丁惟汾以七十六岁高龄去了台湾。就在国民党败退时候，有关方面通过亲属捎话，让老先生留下。滞留上海的丁惟汾对侄媳（丁群的妻子）叹曰：“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家中只有六颗金豆子，他悄悄叫过女儿丁玉隽，让她把自己的棉袄拆开，把金豆子一颗一颗缝进去。老先生心有难言之隐，他黯然地告诉女儿：“我要是不去台湾，跟从我的人全都完了。”——— 丁惟汾不是为自己走，不是为信仰走，不是为权力走，而是为了自己属下的身家性命。蒋介石对待叛逆，从来都是冷酷残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朋党伐异，铁血无情。衰朽之年的丁惟汾，最终为此而诀别了亲人，割舍骨肉，背井离乡直到魂悬孤岛。政党之间、政治之间、权力与胜败之间，不可遮蔽的是他人品的光芒。仁厚的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做出了无愧族人评说的选择。
　　丁惟汾是民主革命家，又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韵学家，有《俚语证古》等多达百万余字的著作名世。诚如日照籍文豪王献唐对他的评价：“壮岁奔走革命，舟车戎马之际，未尝一日废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