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平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盼过年。入了腊月，心里就像长满了草。放了寒假，草草地写完寒假作业，就冒着寒风和同伴们满街跑。县城很小，不几天就跑了个遍，到东花园看大石堆，到南关油厂看烟囱，在大街上看卖年画的，看扯着噪子卖五香粉的。旁听大人们见面互问，年办齐了吗？心里就快乐得发痒，缠着母亲一个劲儿问，再有几天就过年呀。
　　屋檐下的冰凌，从小钉子变成了大萝卜，总看见大人在办年货，一点忙也帮不上。有时候，也被派到街上买盐、打酱油，于是就掂着空瓶子，满街唱：新年到，新年到，家家户户好热闹，闺女要花儿要炮，公公要烟婆要帽。过年不仅可以有新衣服，还可以吃到红烧肉，可以痛快地玩，更高兴的是能得到压岁钱。
　　那时候家里很穷，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当营业员的三十八块五毛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都上学，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就指望这点钱，常常愁得母亲唉声叹气。临近年关，母亲脸上的愁苦好像越来越少。富人过年，穷人也要过年，谁也不能挡在年外头。辛苦了一年，过年就是叫穷人高兴的，不然这世道太不公平了。母亲总是这样说。
　　过年，就是一次快乐的集会。风尘仆仆的人们，从这里出发，无论有多少辛苦和烦恼，都会暂时放弃。过年就像一个快乐的驿站，短短几天的休整，节日的欢乐和轻松，会感动你，忘记过去的忧伤和纠结，打点行装，收拾精神再上路。过年就是快乐的传递，心灵的放松，享受亲情的过程。
　　红灯笼点起来了，七盘子八碗也端上了桌。吃过年夜饭，父亲总说，年好过，月难熬，这不，慌啊忙啊，一眨眼年就过去了。母亲则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两张五毛的红色小纸币，递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张说，拿着，压岁钱，别乱花。
　　接过压岁钱，我立马觉得腰包也一下子鼓起来了，过年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那时候，一年的学费也就三块五毛钱，五毛钱可以办好多事呢。我高兴地彻夜不眠，盘算着怎样花掉这一笔钱。第一选择，就是花上一毛钱，去看一场电影《小兵张嘎》，因为没有钱，多次在电影院门口留恋忘返。再不然就到小人书摊上，花上二分钱看一本《三英战吕布》，越想越高兴，忍不住把那小纸币拿出来抚摩。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张崭新的红色小纸币用手一摩，竟然变成了两张，我兴奋得差点叫出声来，是不是母亲把压岁钱的数目提高了呢？悄悄问了问弟弟，还是五毛，一点也不多。于是，我认定母亲是不会多给五毛钱的，一定是母亲的财务工作出了差错。怎么办呢？是把多给的五毛钱退还给母亲，还是装作不知道，把多出的五毛钱，装进自家腰包呢？
　　那些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母亲的脸色，一直未见母亲提及压岁钱的事，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我决定，把这五毛钱据为己有，花掉它，不花白不花。
　　那一年的春节，为了这两张红色小纸币，费尽思量，左计划右打算，反复创意，真是操碎了心。县城里的商店，几乎逛个遍，逛了南关磨角楼，又逛中心街烟酒店，连巷口的代销店也去逛一回，恨不得对人大喊一声，俺有钱了。要买东西了。买什么呢？很想买一个“小电影”，其实是一个彩色的小纸盒子，里边装着能动的胶片，一问价，要一块二毛，买不起。又想买一瓶水果罐头解馋，那玻璃瓶里的水果叫人看着流口水，糖水梨一瓶要六毛，糖水苹果要六毛五分，想了想，还是舍不得。试着问一问，能不能便宜点。营业员不耐烦地说，小孩，一边玩去。
　　两张红色的小纸币，陪伴我大半个寒假，揣在衣袋里，一会儿摸一摸捏成团，又抻开，再捏成团，又抻开，买这也不行，买那也是显贵。反复琢磨，拿不定主意。
　　寒假快要结束了，终于做出决定，还是买书吧。跑到新华书店，一下子买了两本，一本《小五更》，一本《木偶奇遇记》，一共花了八毛八分钱，剩下的看了一场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是我自作主张买下的第一批书籍，当天夜里躺在被窝里一口气读完了，真痛快。
　　那个寒假是个多么愉快的寒假，那个春节是个多么难忘的春节。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许多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我还会想起那两张五毛的压岁钱，心中登时涌出无限感激和些许愧疚。有一次和母亲谈起这事，母亲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笑道，有这事吗，我咋记不住了。我笑了，心里一股暖流涌起，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感谢过年，感谢母亲，感谢压岁钱，是他们给了我童年的快乐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