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来
（接上期）

四
　　这里陶潜以其亲身经历及其后半生命运，真实验证和痛苦揭示了古代中国社会士人生存之道的限度，从而悲伤地回答了一个社会学问题，由此所展现的社会历史意义之深刻，似乎不下于其身后一千五百年提出“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现代问题的鲁迅。
　　的确，陶潜身后虽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壮语与佳话，晚年却又蒙受为乞食而“扣门拙言辞”之耻。如此难堪、屈辱与悲酸的人生遭遇，无论多么令人气短与悲哀，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前后情形对比，却又显然难以否认。因此，无论陶潜的不幸命运多么值得同情，却不能代替对其人生困厄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自然界，传统社会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一自然原理的支配。通过某种汰择机制，传统社会将根据不同人格类型对它的适应程度为其分配生存空间，从而使那些较为适应它的人格类型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以培养和壮大其阵营，而处处挤压、抑制以至无情扼杀那些难于适应它而又缺乏可塑性的人格类型，最终达到有效维护社会统治阶级及其相关群体利益的目的。相应地，在这种机制作用之下，只有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人格类型才能受到激励与奖励，获得有利的社会地位与丰裕的物质利益，享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与人生命运，免于淘汰危险的威胁，结果那种既不合乎其要求且可塑性又差以致存在适应困难问题的人格类型，无不被置于极为不利的生存处境。简言之，传统社会无论其性质如何，所谓优胜劣汰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变：优于适应社会者胜出，劣于适应社会者被淘汰。这种社会现象，在具备一定选择自由与公平竞争社会政治条件的历史时期，其将与群体利益及社会福祉相得益彰，但是在缺乏这种条件的历史时期，则恰恰相反，因此其结果好坏取决于具体社会政治条件如何。可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前者既短促又罕见。而周期性的朝代鼎革并未造成这种逆淘汰机制失效，从而改变或中断其对于人格类型的定向型塑、改造与汰择过程。经过千百年来的代际更替，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已经收获了适应性的人格驯化硕果，并使之化为赖以存身的文化条件。而某种叛逆性人格类型，则由于其在这种社会空间中遭到不断挤压和处处排斥而日益灭绝，以致可悲地沦为稀珍物种。只有处于文化中心圈外的某些边缘地带，例如边疆或偏远地区的部分族群，则由于这一驯化过程完成不彻底而多少幸免于难，结果因此被视为所谓“化外之民”。这就是所谓文明古国何以盛产奴性人格并且至今依然长盛不衰的社会历史原因。而现代社会特征及其长足进步之一，则体现为其能够为更多人格类型提供更多机会与空间，以适应于众多人格类型的存在与发展需要，而非反过来迫使人格类型适应于维持某种缺乏活力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只为驯顺或投机性人格提供生活出路。因此人格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存在的社会包容度，既是测试一个社会自由进步与文明程度及创造力的晴雨表，也是衡量民众幸福指数的尺度。
　　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留给众生的生存空间如此逼仄，可供个体及其人生选择的回旋余地原本就极其狭小，以致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啻于奢侈品，结果为那些属于独特人格类型的文化人才成活与生长所需的社会土壤极度匮乏。只有大一统帝国陷于瓦解而呈现政治与军事多元化竞争局面，致使某种自由曙光照临历史夹缝的那些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以及三国时代，才能够出现幸运的列外，结果其间百家争鸣而人才辈出。不过这种思想活跃与文化繁荣局面光耀史册的短暂历史时期，将会随政治统一的实现而宣告终结，复归于万马齐喑的沉闷状态，从此文化成果黯然失色，思想发展相形见绌，社会活力萎缩，民族创造力衰竭。即使其间幸而零星出现某方面比较杰出的个别文化人才，也以其大多属于备受压抑的人格类型而命途多舛。
　　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幸结果，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文化人才与人格类型之间难免存有某种关联所致，故《论语•卫灵公》谓：“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杜甫《杜工部集》卷之六《古柏行》谓：“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李贽《焚书》卷二《寄答京友》谓：“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此外，同书卷一《与焦弱侯》谓：“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又《与耿司寇告别》：“学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得道；传道而非此辈，终不可以语道。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而明清之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类似回光返照的文化现象，则未尝不得益于其间不少士人对此历史处境形成某种人生自觉，故其代表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及孙奇逢、李颙、颜元等无不绝意于仕途。如此结果表明，对于那种个性特征突出和自由需求特别强烈的人格类型来说，为适应传统社会生存法则即所谓“世道”，需要比其他人格类型付出削减乃至舍弃其人格尊严的额外代价，如此则导致人格成本太高，故而虽吃亏也不肯作此交易。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谓：“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况且人格变易或人格重塑原本存在弹性限度问题，故俗语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不失为人性现象的经验之谈，因此势必使之面临极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与生存处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