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来
　　（接上期）
　　问题在于，不同个体惯于遵循的处世之道，与其说体现为基于对种种利害关系的考虑与盘算而不断进行理性选择，不如说是受制于其个性特征支配的结果。因此，评价某种人生选择是否合理或可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能把价值偏好排除于算式之外，仅仅基于世俗利益合计结果看其划算与否，而人格成本问题或精神需求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参数，不可忽略不计，否则将有失中肯与公允。因为人类不只具有生理或物质方面的需求，还具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需求，且在前一方面的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后一方面的需求在某种人格类型那里将会表现得更为强烈。
　　此类历史典型代不乏人，至少前有陶潜，其《五柳先生传》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又《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后有李贽，《焚书》卷一《复邓石阳》谓：“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续焚书》卷一《与友人》谓：“不知天下之最宜当真者，惟有学道作出世之人一事而已，其余皆日用食饮之常，精亦得，粗亦得，饱亦得，不甚饱亦得，不必太认真也。”可见人性表现存在不同方面，其在个体身上虽因人而异，强弱程度不一，但各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彼此不能取代。对此李贽还进一步提供了某种证词，同卷《复刘肖川》谓：“我谓公当来此，轻舟顺水最便，百事俱便，且可以听《易》，开阔胸中郁结。又弱侯是天上人，家事萧条如洗，全不挂意，只知读书云耳。……读《易》辈皆精切汉子，甚用心，甚有趣，真极乐道场也。若来，舟中多带柴米。此中柴米贵，焦家饭食者六百余指，而无一亩之入，不能供我，安能饭客！记须带米，不带柴亦罢。”又《与袁石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穷苦极劳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极痴人矣，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乌鹊巢其顶乎？想必有至富至贵，世间无一物可比尚者，故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在世间顾目前者视之，似极痴拙。佛不痴拙也。”又卷二《三教归儒说》：“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为死矣’。唯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屣然也。”这里既津津乐道于某种思想享受，又反复叮咛柴米之类琐事，更一再阐明精神信仰诉求之于人生的紧要性。
　　显然，人性表现倘仅囿于世俗所谓趋利避害这一个方面，则人世间种种献身于信念捍卫或理想追求从而甘愿舍弃自身现实利益，乃至不惜为之牺牲性命之举，诸如所谓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之类，势必将变得无法理解，或被归为非人性乃至反人性之举，而只有忍辱负重乃至苟且偷生才最合乎人性。且即使人性尚表现为人格尊严在利害关系特别是求生本能支配下易于发生退让、降格直至丧失殆尽等方面，因此陶潜后来迫于饥饿压榨而乞食无可厚非，而那种宁死也不屈于接受嗟来之食的做法则失之无谓，但是倘若不幸遭此困厄之前只属于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彼时陶潜作出的人生选择又是否可取或明智？
　　这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这里也找不到使健全人格与安泰生活获得两全的处世之道，因此不存在某种既可免于人生厄运风险又在理论上足以自洽的处世哲学，这是古代专制政治社会秩序与历史环境及其限制带来的结果。只要这种残酷现实存在一天，既不自由又不公正的世道就不会改变，其对于人性压抑、禁锢乃至摧残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摆脱这种生存困境的人生出路也不可能真正找到。
　　由此可见，王维的问题不在于漠视这一现实困境的存在，《王右丞集》卷二《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谓：“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而在于试图取巧于某种处世之道，以化解或调和各种正当需求之间被制造的矛盾与冲突，力图避免在不同人生需求的取舍之间选边站。如此其自作聪明的辩辞自然站不住脚，以至前后自相矛盾，同书卷十《早秋山中作》谓：“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并且其受到命运捉弄的人生轨迹表明，如此处世之道也并非成功的人生出路，观诸其晚年遁入佛门可知，同书卷五《叹白发》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因此，即使王维之论当时对于自己能够成立，对于陶潜却未必然，以其价值偏好不同及其需要付出的人格成本高低有别之故，所以其适用性因人而异，观诸陶潜数次出入官场的履历，以及后来虽身陷困境，却丝毫未对其弃官归田表示追悔可知，当时其作出如此抉择决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意气用事。
　　而且即使陶潜的悲剧命运留下某种辛酸的历史教训，乃至如其在王维那里被视为一个不可取的反面典型，但是其能否具有某种人生警示意义，从而被后世那些其人格类型相同之辈引以为戒，仍然大有疑问。后来李贽的人生选择即提供了某种反证，王维的同时代人杜甫也是如此。
　　据《旧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新唐书•杜甫传》谓：“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而上引陶潜前朝的嵇康以其自我剖白所表达的人生困境更是如此，《嵇中散集》卷二《与山巨源绝交书》谓：“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又：“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
　　由此观之，王维以此为其处世之道未可厚非，但以此自我标榜则未免厚颜，据以讥诮他人更有失厚道。可见王维虽以所谓“田园诗人”著称于世，乃至被后世视为陶潜俦类，但彼此性情与人格类型其实存在不小差异。

五
　　就此而论，虽然从文化领域或历史贡献方面来看迥然不同，弃官而归隐田园的陶潜与弃官而出家云游的李贽却更为接近，观诸后者晚年供述与自况可知。
　　《焚书》卷二《复焦弱侯》谓：“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此说恰似前引韩诗“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的确当注解。同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谓：“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又：“故余尝谓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又有一种，则陶渊明辈是也：亦贪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扣门拙言词’；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一种也。适怀林在傍研墨，问曰：‘不审和尚于此三种何居？’余曰：‘卓哉梅福、庄周之见，我无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后出，必有盖世真才，我无是才也，故亦无是见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风千古，余又何人，敢称庶几？然其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则偶与同耳，敢附骥耶！”以上既剖白与倾诉其为人处世的两难困境，又逐一列举出家前其身为官场中人经历的种种不愉快遭遇，借以对陶潜因受难于仕途生涯而最终逃离之举表达理解与共鸣。
　　这里也提供了个人命运或人生遭际同人格类型之间存在相关性的证词，可见当今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有其人生经验依据。如此则某种人生挫折或命途多舛之类，其结果有时未尝不可以人格成本视之，此即前引陶潜所谓“乐夫天命”之说的社会经济学含义，征诸《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可知。然而这种人生自觉难免产生双重心理效应，既可能令其因为洞悉人生无出路而导致幻灭、沮丧乃至颓废，也可能使其人生态度由此而变得清醒、达观乃至勇猛，其结果同样取决于其属于何种人格类型。据此则陶潜特别是李贽不失为某种积极类型人格，以其人生抉择至少合乎孔子所谓“狷者有所不为”之义。
　　不过李贽称陶潜出仕为“贪富贵”，则属用词不当，因为其初衷在于求温饱而非求富贵，观诸《五柳先生传》谓“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及《归去来兮辞》谓“富贵非吾愿”等自况可知，且与文末赞语“陶公清风千古”前后矛盾；又其称前者“苦贫穷”虽然属实，但举“扣门拙言词”一联责其“以乞食为耻”，则又显属不情之论。看来这些皆属激愤之辞，故其又于此篇记述末后特加附注谓：“潦倒哀鸣，可知余言之不顾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