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
　　夏立君：值得崇拜的作家是很多的。
　　我更倾向于把崇拜换成喜爱。对伟大作家作品，产生一定的崇拜之情是自然的，而放开胆量追求一种对话交流境界同样必要，甚至更必要。尽量不抱持或少些崇拜心理，可能更易于接近作家作品。越是大作家越是灵魂丰富的人，也越易唤起历代读者的喜爱之情。也可以这样说，伟大作家作品有潜在的理解读者的能力。不同的作家作品风貌各异，读者的赏析能力与趣味区别亦很大。深度的有价值的阅读必定意味着互动交流碰撞。老庄意趣幽深，司马迁决绝顽强，屈原伟岸又伤感，陶渊明澄澈高洁，李白单纯猛烈，杜甫令人肃然起敬，鲁迅一直没有“忘却”我们。《悲惨世界》沉重深刻，《静静的顿河》开阔浩瀚，陀斯妥耶夫斯基缠绵深邃癫狂，卡夫卡冷淡沉静却能令读者心惊肉跳。
　　我之所以读他们，首先是因为我爱他们。他们是些“文化幽灵”，他们是爱我们的。
　　中华读书报：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夏立君：“真正了不起”的书也是很多的。
　　若对照平生阅读经历，分阶段掂量出几本书来，虽仍然是个遗憾的选择，倒是可以成立的。从近十年读写经历着眼，就落实为《史记》吧。我的文集《时间的压力》只写了九位古人，其中五位源于《史记》。自青年时代就爱读《史记》，一开始读选本，后来读原著，但真正通读、深读是在2010年之后。除了读原著，还要读大量相关著作。不如此，则很难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很难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在创作上当然很难形成新的有力量的表达。宫刑将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宫刑前，他自称人生目标是“以求亲媚于主上”（见《报任安书》）。宫刑令司马迁的自我定位、史学目标、文化追求发生了根本变化。若无此极残忍迫害，《史记》的文化品质大约会与《汉书》等近似。《史记》有浓厚的悲剧氛围，字里行间似淋漓着司马迁的鲜血。《史记》影响后世史学文学皆极为深刻。曹雪芹的创作心态，《红楼梦》的悲剧氛围，亦可以引起我们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联想。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记忆最深的是哪一本？
　　夏立君：以高中毕业为界的话，我选择《呐喊》。
　　我高中之前所受教育比较特别。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没出沂蒙山区我那个闭塞村庄。那时口号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直管理到我高中毕业。我毕业时，高中初中一齐撤了，后来连小学也撤了。自小学到高中，我就没母校了。对读书来讲，那可真是个糟糕的时代。所有中外经典，差不多皆被扫入“封资修黑货”这个筐里。在读物极匮乏的环境中，所幸我保持了略多些的课外阅读。当时较易读到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大刀记》《林海雪原》等读物，这些作品亦能令我如醉如痴。大我七岁的长兄有少量书，其中有约七八种鲁迅单册书，《呐喊》及鲁迅代表作大都有了。初中时，我就试着读它们，理解有限，阅读体验却相当独特，与读《艳阳天》等作品大异其趣。《呐喊》等鲁迅著作，给我打了一个带些幽暗色彩却又崭新的文学与人性世界。待理解能力渐强，就大体能形成一个与教科书提供的不太一样的鲁迅形象。《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作品，我一读再读。时至今日，不论写散文还是小说，仅回味一下《药》等作品的开头，就不能不产生对轻浮下笔之心的警惕。
　　中华读书报：您乐意向他人推荐书吗？
　　夏立君：每当遇到让荐书的情况，其实是感到困惑为难的，但也勉强推荐过几次。荐书似乎有个居高临下的前提，再加上众口难调，荐书之后会有惭愧感。后来，如果面对的不是一个明确的小的读者群体，一般就不提具体书目了，笼统地说一下，建议读些中外经典垫底等。重要的是养成良好阅读习惯，习惯既成，会很容易辨识、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甚至可以这么说，你若是个好读者，好书会自动找上门来的，好读者与好书是有缘的，就和志趣相投的人之间一样。
　　如果是在私下场合，互相谈及所读书，交流推荐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居高临下之意。我当中学语文教师时，倒是比较注意向弟子荐书或直接推荐具体诗文篇目，很短小的篇章，我会直接抄在黑板上，一同赏析。这样做，是因为有为师的责任，又比较清楚这个小群体需要读什么。
　　中华读书报：您获得第七届“鲁奖”的作品《时间的压力》，是在深度阅读基础上创作的。请您谈谈阅读与创作的关系。
　　夏立君：这样说吧———深度阅读未必能落实为深度创作，但无深度阅读则必无深度创作。大作家基本上都是大读者。这方面，我觉得张炜具备典型性。
　　获奖后，评委让写获奖感言，我就写了《一个人的阅历》。我提出人有两种阅历：一是习惯所说的人生阅历，二是阅读经历这一“阅历”。仅仅几十年前，出过远门与没出过远门，给人感觉就大不一样。我儿童少年时代，对“闯关东”又回到村里的人，感觉人家身上凭空就多了好多东西。现在，你即使从非洲从南极洲回来，也不会给人那种感觉了。而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阅读经历”怎样，对人的区分度却越来越大。阅读匮乏，一般就会导致成长匮乏。那些儿童少年时代受教育很差，却能成为作家乃至伟大作家的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不能接受课堂教育的岁月里，靠勤奋天分等因素保持了一定规模的阅读。这方面，莫言可视为典型。一个人若在十多岁至二十岁之间完全停止阅读，将来进入深度创作的可能性极小。对创作来说，不怕没受到良好教育，就怕没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要有广度，又最忌这里一铲那里一铲，要挖一眼深井，挖出甘泉来。我对所写古人可说皆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研读（学者陈垣提出的治学主张），深入通读全集，尽量多读些与之关联度较高的其他著作，把古人纳入一个开阔的视野去掂量，让自我与古人进行碰撞与交流。现代哲学、心理学著作，对我认识古人亦起到了很大作用。无能力进行学术表达，我追求有根的有自我的文学表达。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在对古人古典的解读中，要持怎样的态度？
　　夏立君：真诚。没有一朵鲜花需要镀金，没有一位古人需要后人的虚情假意。若对古人都不能真诚，对活人的真诚恐怕更是个问题。有人是连鬼连神都要哄骗一下的。那些到今天都无法忽视的古人，他们的“阅历”是多么深广又沉重。在阅读与创作过程中，我只能郑重地真诚地对待他们。
　　中华读书报：古语说“善读书可以医愚”，您同意这话吗？
　　夏立君：作为励志语，当然同意。读书医愚的前提是“善读”。读书多少与智慧高低并非正相关，越读越蠢的情况也不少。读什么书，怎么读，读的过程中能不能伴随智慧思辨，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您很注重阅读与成长的关系，请就此再谈一谈。
　　夏立君：“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你是什么人。”好像是契诃夫的话。这话厉害，把阅读与成长的本质关系说出来了。阅读是一种成长方式，是一个发现与自我发现、自我重塑的过程。当然，读书应当与人生历练相结合。
　　伟大的作家作品，必具有“解放功能”，能帮助你清理掉一些坏东西，增添些好东西，使你在精神上多获得一点自由能力。鲁迅的批判深度就是解放深度。我们都从鲁迅那里获得了一些文化或精神解放。
　　自儿时我就喜欢读李白诗，一读就不亦乐乎。那时，老师及教科书在解读古诗文时，总忘不了告诫你要警惕里面的消极颓废等毒素，怕祖国花朵中“毒”。对李白当然亦如此。李白有何毒？当时就想：是不是让人乐不可支、情不自禁就是中毒呢？那我可中毒不轻。李白那消极颓废就是怪，不但不让你消极，还让你跃跃欲试、心花怒放。“李白的价值是给人以解放。”（见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直到上世纪末，读到这句话，方有恍然大悟之感。
　　感觉有一种鄙薄当代文学的倾向。实际上，当代文学，大作家乃至伟大作家都出现了。莫言可说就具备了一定的“解放功能”，他给当代文坛提供了难以漠视的新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在阅读中有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夏立君：有，但没有做到一以贯之。有好多时段停止或基本停止了。最近这十多年坚持得比较好，但大多只是简单记录。少数再读、深读的作品，我会将感受直接写在书页上。那些反复读过的书，差不多都成了“烂书”。它们总是能触发我一些东西，引起写作冲动。
　　儿时喜欢抄录摘录，抄了好多本子，自己装订了不少巴掌大的小本子，带在身上，随时记诵。初中时，我的语文特别是作文，能令语文老师另眼看待。我在作文时总是生拉硬扯地引用或化用所摘抄的东西，却常能得到老师的表扬。我终生感激这位恩师。我自少年时代就立志当作家，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学生时代，平时作文训练中，模仿乃至略有点抄袭，绝不可轻易打击。那是作文学步阶段，不是创作。若达到深刻独创境界，还能、还需抄谁呢？
　　中华读书报：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夏立君：现在床头有这么几本书：《老子》《世说新语》《人间词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鲁迅箴言新编》（阎晶明编）。都是些可以随看随停的书，看几十字几百字皆可。年轻时常熬夜读书，这些年晚上则尽量不看书。有的书放枕边很久，却没动过。睡眠较差，临睡前偶尔读点，是为了收心静心。可是啊，收心静心并不容易做到。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