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来
　　（接上期）
　　显然，就其作为谋生手段的仕途生涯为古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或心灵创伤，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厌倦和憎恶情绪，乃至因之被激发的决绝态度与导致的人生艰难境况而论，总起来看，在李贽那里甚于陶潜，在陶潜那里又甚于韩愈和苏轼。

六
　　无论如何，生存困境的压迫与威逼不能不对众生构成一种挑战，不必讳言；因此生存之道势必成为摆在个体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无可逃避。不幸的是，无论对于孔子还是对于陶潜等属于所谓士的阶层而言而言，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其实并非如王维所言，可以在所谓“适意”或“不适意”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被迫在“不适意”与“更不适意”之间作出选择。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哪种处境更适意，而在于哪种处境更不适意，或者更不堪忍受。
　　可悲的是，这种人生处境并非历史特例，中国古代士人恐怕很少能够摆脱这种社会历史境况的制约与局限，从而幸免于其对人生选择的困扰与折磨，而且个性越突出者往往后果越严重。前于孔子而生的伯夷、叔齐已成先例，后于孔子而生的严光则属于罕见的例外。后来陶潜以及李贽所展示的人生轨迹，则不过为揭示这种普遍的人生困境与历史宿命，又相继提供了两个著名的历史案例而已。因此他们的遭遇和命运相继展示的社会现象，与其说是个案的偶然性，不如说是通例的典型性。
　　《孟子·梁惠王上》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对于以某种特殊社会角色为职志或自命的所谓“士”阶层，显然设定了一种高于普通人的人性标准，以此也可以说提出了某种双重标准。而若以高于现实的人性标准施之于某一类人，则势必因苛求而流于空想。
　　不难发现，在维持个人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缺乏保障的处境中，社会各阶层必定无不发生道德沦陷；也许只有所谓“士”能够例外，然而真正能够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至死不渝之“士”，在历史上究竟能有几人？这是一个问题。故《史记·李斯列传》引传主谓：“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现代文史学者余英时有见于此，其《士与中国文化》谓：“古代知识分子从‘封建’身分中解放出来之后，虽然在精神上能驰骋于自由的王国，在现实生活中却反而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不像以前的‘士’大体上都是‘有职之人’，极少有失位之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号称‘游士’固与周游列国有关，但也未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之故。”“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极少数突出的‘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
　　问题是，这类“典型”人物在历史上屈指可数，大概唯有陶潜、李贽等当之无愧，然而他们恐怕又被排除于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士”之外。可以有效探究和抵达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奥秘的切入点，大概不可多得，这种奇异现象不失为其中之一。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