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
　　我是在2021年末才知道“非虚构”这个词语的，但其实“非虚构文学”的思潮早在2010年就开始兴起了。它既有社会性、公共性，又兼具个人化和理性化。
　　我们知道，早在《史记》之后就出现了“春秋笔法”的说法——— 以冷静、理性、旁观的态度和角度，不动声色地记述。无疑，这样的手法让读者贴近了事件和人物最真实的质感，不受引导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引发出最直观的感受和判断。
　　2022年9月，《中国作家》发表了许家强先生的报告文学《田园报告》，文章记述了莒县海子后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张琳的一年。这种“切片式”的记载，承载着一个乡村、一个人的“一年”。但这个“一年”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时间分段，它可以纵驰上下，也可以缩减内核，铺展出一个时空分界相对模糊的样本。同样，“张琳”既是一个个体，又代表着一个群体，身上“几乎集成了当代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他们仍旧延续农民代代相传的坚忍、朴素和任劳任怨。他们的祭祀仪式，民间谚语，婚庆嫁娶等在文中随意点染，又无不折射出当下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和农民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这篇报告文学以“非虚构”的写法，与我们的阅读感知相互交融，甚至让我们重新认证了一种坚忍与诗性的交汇与聚合。
　　本文为单线纪实，也就是忠实地记着所谓的“流水账”，包括文章里的一场雨，一次晒场，一次灌溉……整篇文章，作者将它们拆分成普通意义上的12个月份。每个月里，有一日挨着一日的消逝，也有跳跃式的记录。在常理上，“流水账”操作难度不高，但要写得不平淡、耐人寻味就需要一定的驾驭和操控能力。这很容易让人对作者是如何做到纤毫毕现、惟妙惟肖产生探究欲望的，他仿佛代入了张琳的生命，对小麦、花生、玉米、稻谷的收种、灌溉和猪的饲养起居实现了体验和体感式写作。作者手中的笔像张琳的耕种一样，一陇一陇一畦一畦地精耕细作，拢出一个个坚实、有形状、有态度的日子。这应该是作者长期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敏感、慎独，个体经历，和情怀所致。他说，“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不必隐匿，不必夸张，更不必回避。”是的，这个世界熙来攘往，人如草芥般微渺，但也如草芥上的露水一样闪耀着晶莹的诗性与意象。
　　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感动”甚至“同情”很难不成为读者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这篇《田园报告》里的价值所在，所以这里就要提及“田园”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的意义与内涵了。
　　这篇报告文学的题目有“田园”二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理想、羽化的成分。虽然接连经历了“骑着无证摩托车不慎撞人”“儿子在工地不小心闯出事故”，而让张琳几乎倾家荡产的困窘；虽然几遇粮食歉收和猪肉价格不断下跌、倒赔，甚至猪瘟的境遇，但他依旧在春天里，“大口大口呼吸着春天的气息，他的心在这一刻无比宁静和柔软”，他依旧“燃烧着早春的激情，释放着绿色的希望”，依旧在心中吟唱，“任他人间多富贵，我自淡泊守田园”……
　　是的，这是一个有着诗性情怀的农民。这篇报告里只记录了张琳的一首诗，且这首诗还是作者的揣测，没有被证实。这首诗属于写实类，一点都不风花雪月，或者文采飞扬。他的诗句像他的人一样贴近生活、贴近大地，甚至一点也无“田园”的理想与羽化。但我们却能真实地感受到张琳生活里处处对人间的诗性的深情：他喝喜酒特意穿上的西装，杏树下呼朋唤友一起喝酒，他的“洗海澡”，他的“两大箱礼花”……串起整个篇章的诗性与情怀，在《田园报告》的一年辛劳中犁出一条深深的精神沟谷。我们不得不说，张琳的艰辛与诗性是相互滋养，互为表里的。艰辛的人生里回荡着诗性，诗性成为一具柔韧的骨架支撑起艰辛的生活。
　　这个世界不缺乏诗意，也不缺乏沉重的劳作，但将两者紧密贴合到一起的，除了陶渊明，每个时代还有余脉的延续。这些余脉散播在大地上，回荡着“田园”的骨骼与精神气场。
　　作为“70后”“城三代”的我，离一些农事已经相当遥远，与我而言，它们是模糊的概念，是干瘪的感觉。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当“张琳”这样一个人生“标本”由实际生活变化成触手可及的文字，并且他就生活在“日照”这块与我同呼吸的土地上，真实得似乎可以触摸时，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我对他又附着了一份“乡情”——— 他身上的地域性与参照性对读者内心的共情与召唤。我感觉，文本的写作不仅仅完成了一个读者的“好奇”或者“共情”，而是也有如作者所言“为正在发生的历史留下最真实的样本”这些出发点。
　　这个故事记录的年份是2014年，这个年代与上个世纪的农民身份有没有发生一些断裂？这些文字会不会在断裂之处发出轻微的回响？我想，读了许家强先生的《田园报告》，每个人的感受会不同。也许感同，也许迥异，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穿越了张琳的一年，或是他的生命，或是一个时代的一粒微尘。当穿越发生，也是人真实的根性的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