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本亭

（接上期）
二
　　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
　　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
　　东方烹狗阳初动，南陌争牛卧作团。
　　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

　　斋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
　　此日使君不强喜，新春风物为谁妍。
　　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钱。
　　曷不相将来问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苏轼《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当请成伯主会，某当杖策倚几于其间，观诸公醉笑，以拨滞闷也。二首》
　　一年之后，又一个新年到了。
　　熙宁八年（1075）岁末，苏轼朋友文安国来到密州，和苏轼一起度过了苏轼在密州的第二个春节。立春这一天（旧注苏轼此诗中的“立春日”为熙宁九年正月，今据考证，熙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立春），苏轼在病中邀请文安国宴饮，委托通判赵成伯主持，乔太博（名叙，字禹功，官太常博士）作陪。
　　文安国，名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为北宋名臣包拯外甥，历任温州瑞安县令、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官职。工篆书，其用笔方严劲正，雄伟劲净，善山水，苏轼曾跋其画扇云：“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
　　文勋一生虽然官位不显，但是书名颇高，与当时名流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与苏轼、黄庭坚尤为密切。《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的记载。熙宁八年岁末，文勋因事来密州，两人情投意合，深谈契机，正月前后，苏轼虽身体欠安，仍然多次宴请文勋，留下了《蝶恋花》《满江红》等诗词。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苏轼《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经过一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密州恢复了生机，年节十分的热闹。此时的苏轼，虽然依旧抱病，但与去年春节相比，心境已是大不相同。“此日使君不强喜，新春风物为谁妍”“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政绩初显，自信从容，连歌舞也这么欢快明丽，时年暖冬，从灾难中恢复过来的人们，和苏轼一样都是面带笑容，尽享新年的欢乐与美好。
　　文勋是北宋才华出众的篆画名家，在其驻留密州的短暂时间里，苏轼与其宴饮赋诗之外，还一起讨论古本《阳关》，并请文勋临摹琅琊刻石文字，镌刻于石上，并撰写跋文刻于其后，置之超然台上，留下了千古佳话。
　　《阳关》，古曲调名，又名《渭城曲》。唐代诗人王维写有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入乐府，以为送别曲，反复诵唱，谓之“阳关三叠”。苏轼曾对“阳关三叠”作过考证，曰：“旧时‘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从然无复节奏”（苏轼《仇池笔记·阳关三叠》）。
　　文勋藏有古本《阳关》，苏轼曾与其讨论，并在《仇池笔记》中记述之：“余在密州，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得益于文勋的“古本”，苏轼对“阳关三叠”有了自己的心得，并颇为得意，后来离开密州后，在与继任孔宗翰唱和时，还曾赋诗《和孔密州五绝·见邸家园留题》：“大旆传闻载酒过，小诗未忍著砖磨。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孔密州”，即继任密州知州的孔宗翰；“胶西”，古郡国名，代指密州，为苏轼自称。
　　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琅琊台（位于今青岛胶南市，宋代属密州）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第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公元前209），来琅琊在颂德石刻之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琅琊刻石历经风雨沧桑，至北宋时，琅琊台始皇颂德碑已亡失大半，仅存从臣姓名与二世诏书。
　　在密州，苏轼偶然寻得一些琅琊刻石的拓片。拓片上的字体浑圆厚重、古意盎然，深深震撼了他。得知这些拓片拓自琅琊刻石，痴迷书法的苏轼遂亲往琅琊台一观究竟。此时，距离琅琊刻石刻成已过去了1200多年。展现在苏轼眼前的琅琊刻石历经风雨侵蚀，已损毁严重。如此具有重大文化历史价值的刻石，若其损毁，后之不传，岂不可惜？
　　于是，在熙宁九年正月期间，苏轼与擅写篆体的文勋强强联手，请文勋根据自己在民间搜集到的相对完整的旧拓本临摹刻石，自己则撰写跋文于其后，将临摹的刻石置于修整一新的超然台上。是年正月七日，苏轼作《刻秦篆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正月七日甲子记。
　　琅琊刻石因苏轼的撰文而声名大振，苏轼无意间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保护和传承秦琅琊刻石的官员。赵明诚、李清照在《金石录》中记曰：“秦琅琊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轼）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
　　时光流转，苏轼于超然台上所立秦篆碑及跋文今皆不存。幸运的是，琅琊原刻石历经各种劫难，最终仍然有87字残石存世，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熙宁九年春节过后不久，文勋升迁还朝。正月十三日，苏轼设宴为其送行，即席赋《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
　　人生苦匆匆，因缘分而居的盛筵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在离别时刻，离愁别绪凝结成笔尖的诗意。“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语浅而情深，既抒发了壮志难酬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又写出了惜别之情和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叹惋。而苏轼旷达之性情，亦流露其中。
　　如同恩师欧阳修“治滁之明年，始饮滁水而甘”一样，苏轼在知密州第二年后，气候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在公务之余，苏轼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寄情于周遭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马耳山、九仙山，均留下过苏轼的足迹，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流传。
　　密州之山水，以东南为胜，马耳、九仙二山，屡屡出现在苏轼的诗词里。苏轼在九仙山东南麓留有“白鹤楼”题书，当不止一次登临过九仙山，认为九仙山水之奇与雁荡山各擅胜场，于是挥毫写下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诗，不吝赞美九仙山“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
　　卢山，原名故山，因秦朝博士卢敖隐遁此山避难修行而更名。“博士好饮酒，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苏轼《卢山五咏之饮酒台》)，诗中与其说是与卢敖的时空对话，倒不如说是苏轼的内心独白。“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苏轼《卢山五咏之障日峰》)。或许从那时起，苏轼在内心深处开始把密州视为家乡，开始真正享受密州困顿但安定的生活。
　　常山，原名卧虎山，位于密州城南二十里，山势平夷，在北方实属平常之山，因“祈雨常应，故曰常山”（《太平寰宇记》）。苏轼曾六至常山祈雨，并经常驻马盘桓，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江城子•密州出猎》《雩泉记》等名篇。这围绕常山的“一诗一词一记”至今流传不朽，成为千古绝唱。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
　　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
　　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苏轼《留别雩泉》
　　在离别密州之际，苏轼再次登临常山，在雩泉亭写下《留别雩泉》一诗。苏轼在密州，“二年饮泉水”，勤政廉政，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连“鱼鸟亦相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