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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密州春节
  

李本亭

(接上期)

  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
  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
  东方烹狗阳初动,南陌争牛卧作团。
  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

  斋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
  此日使君不强喜,新春风物为谁妍。
  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钱。
  曷不相将来问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苏轼《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当请成伯主会,某当杖策倚几于其间,观诸公醉笑,以拨滞闷也。二首》
  一年之后,又一个新年到了。
  熙宁八年(1075)岁末,苏轼朋友文安国来到密州,和苏轼一起度过了苏轼在密州的第二个春节。立春这一天(旧注苏轼此诗中的“立春日”为熙宁九年正月,今据考证,熙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立春),苏轼在病中邀请文安国宴饮,委托通判赵成伯主持,乔太博(名叙,字禹功,官太常博士)作陪。
  文安国,名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为北宋名臣包拯外甥,历任温州瑞安县令、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官职。工篆书,其用笔方严劲正,雄伟劲净,善山水,苏轼曾跋其画扇云:“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
  文勋一生虽然官位不显,但是书名颇高,与当时名流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与苏轼、黄庭坚尤为密切。《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的记载。熙宁八年岁末,文勋因事来密州,两人情投意合,深谈契机,正月前后,苏轼虽身体欠安,仍然多次宴请文勋,留下了《蝶恋花》《满江红》等诗词。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苏轼《蝶恋花·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经过一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密州恢复了生机,年节十分的热闹。此时的苏轼,虽然依旧抱病,但与去年春节相比,心境已是大不相同。“此日使君不强喜,新春风物为谁妍”“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政绩初显,自信从容,连歌舞也这么欢快明丽,时年暖冬,从灾难中恢复过来的人们,和苏轼一样都是面带笑容,尽享新年的欢乐与美好。
  文勋是北宋才华出众的篆画名家,在其驻留密州的短暂时间里,苏轼与其宴饮赋诗之外,还一起讨论古本《阳关》,并请文勋临摹琅琊刻石文字,镌刻于石上,并撰写跋文刻于其后,置之超然台上,留下了千古佳话。
  《阳关》,古曲调名,又名《渭城曲》。唐代诗人王维写有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入乐府,以为送别曲,反复诵唱,谓之“阳关三叠”。苏轼曾对“阳关三叠”作过考证,曰:“旧时‘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从然无复节奏”(苏轼《仇池笔记·阳关三叠》)。
  文勋藏有古本《阳关》,苏轼曾与其讨论,并在《仇池笔记》中记述之:“余在密州,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古本三叠盖如此。”得益于文勋的“古本”,苏轼对“阳关三叠”有了自己的心得,并颇为得意,后来离开密州后,在与继任孔宗翰唱和时,还曾赋诗《和孔密州五绝·见邸家园留题》:“大旆传闻载酒过,小诗未忍著砖磨。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孔密州”,即继任密州知州的孔宗翰;“胶西”,古郡国名,代指密州,为苏轼自称。
  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琅琊台(位于今青岛胶南市,宋代属密州)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第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公元前209),来琅琊在颂德石刻之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琅琊刻石历经风雨沧桑,至北宋时,琅琊台始皇颂德碑已亡失大半,仅存从臣姓名与二世诏书。
  在密州,苏轼偶然寻得一些琅琊刻石的拓片。拓片上的字体浑圆厚重、古意盎然,深深震撼了他。得知这些拓片拓自琅琊刻石,痴迷书法的苏轼遂亲往琅琊台一观究竟。此时,距离琅琊刻石刻成已过去了1200多年。展现在苏轼眼前的琅琊刻石历经风雨侵蚀,已损毁严重。如此具有重大文化历史价值的刻石,若其损毁,后之不传,岂不可惜?
  于是,在熙宁九年正月期间,苏轼与擅写篆体的文勋强强联手,请文勋根据自己在民间搜集到的相对完整的旧拓本临摹刻石,自己则撰写跋文于其后,将临摹的刻石置于修整一新的超然台上。是年正月七日,苏轼作《刻秦篆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正月七日甲子记。
  琅琊刻石因苏轼的撰文而声名大振,苏轼无意间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保护和传承秦琅琊刻石的官员。赵明诚、李清照在《金石录》中记曰:“秦琅琊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轼)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
  时光流转,苏轼于超然台上所立秦篆碑及跋文今皆不存。幸运的是,琅琊原刻石历经各种劫难,最终仍然有87字残石存世,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熙宁九年春节过后不久,文勋升迁还朝。正月十三日,苏轼设宴为其送行,即席赋《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
  人生苦匆匆,因缘分而居的盛筵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在离别时刻,离愁别绪凝结成笔尖的诗意。“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语浅而情深,既抒发了壮志难酬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又写出了惜别之情和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叹惋。而苏轼旷达之性情,亦流露其中。
  如同恩师欧阳修“治滁之明年,始饮滁水而甘”一样,苏轼在知密州第二年后,气候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在公务之余,苏轼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寄情于周遭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马耳山、九仙山,均留下过苏轼的足迹,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流传。
  密州之山水,以东南为胜,马耳、九仙二山,屡屡出现在苏轼的诗词里。苏轼在九仙山东南麓留有“白鹤楼”题书,当不止一次登临过九仙山,认为九仙山水之奇与雁荡山各擅胜场,于是挥毫写下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诗,不吝赞美九仙山“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
  卢山,原名故山,因秦朝博士卢敖隐遁此山避难修行而更名。“博士好饮酒,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苏轼《卢山五咏之饮酒台》),诗中与其说是与卢敖的时空对话,倒不如说是苏轼的内心独白。“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苏轼《卢山五咏之障日峰》)。或许从那时起,苏轼在内心深处开始把密州视为家乡,开始真正享受密州困顿但安定的生活。
  常山,原名卧虎山,位于密州城南二十里,山势平夷,在北方实属平常之山,因“祈雨常应,故曰常山”(《太平寰宇记》)。苏轼曾六至常山祈雨,并经常驻马盘桓,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江城子•密州出猎》《雩泉记》等名篇。这围绕常山的“一诗一词一记”至今流传不朽,成为千古绝唱。
  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
  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
  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苏轼《留别雩泉》
  在离别密州之际,苏轼再次登临常山,在雩泉亭写下《留别雩泉》一诗。苏轼在密州,“二年饮泉水”,勤政廉政,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连“鱼鸟亦相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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