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
　　（接上期）
　　文明起源的奠基者东夷族生活的海岱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理单元，这就使得当地的史前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成发展体系。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夷海岱文化既有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呈现出的相对独立和封闭性，又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1928年，吴金鼎先生在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这是由我国考古学家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史前文化，也是在中国文化“西来说”和史学疑古思潮有了重大影响背景下发现的。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与当时被鼓吹成“西来说”的彩陶以及中原其他文化有着明显区别，为中国文化“本土说”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1934年李济先生在《城子崖——— 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序中所言：“希望能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1934年，在日照籍国学大师王献唐的建议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来日照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包括两城镇、尧王城等在内的9处龙山文化遗址。1936年，中研院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墓葬50余座，出土了一批当时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发掘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可惜，后因侵华战争爆发，整个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城子崖和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让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使得当时的人们对居然在“落后”的东夷人居住的东部沿海一带发现有如此发达的文化，而感到无比的震惊与赞叹。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华夏（中原）地区才是中华古文明唯一起源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不断探索山东龙山文化的源流和年代问题，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全国各地凡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都被称为龙山文化。50年代中期以前，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大致被认为是并列发展的两支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50年代中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和三里桥遗址的发掘，直接证明了河南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这说明中原古文化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同时也给了我们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山东龙山文化可能另有来源。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类型——— “大汶口文化”。经考古学家比对，认为大汶口文化要明显早于龙山文化，但还不清楚两者是不是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直到1975年日照东海峪遗址“三叠层”的发现，将困扰在考古界的这一学术难题迎刃而解。“三叠层”是指日照东海峪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这一重大发现，首次证明了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直接传承关系，且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这不仅第一次找到了这两种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层，使我们对这两种文化的断代，以及前者如何具体地过渡到后者等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而且也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初步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地层根据。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岱考古持续发力。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90年以来的24个年度考古评选中，山东考古遗址累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1次、共24个项目。日照海曲汉墓群、章丘焦家、滕州岗上、临淄赵家徐姚等遗址先后入选。2021年，泰安大汶口、城子崖遗址等6项考古发现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居全国第三位。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为证实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构建山东古代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古进一步证实了，海岱地区高度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海岱文化发展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化一体格局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从山东的考古成就可以看出，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样一个时期，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辽河流域都开始陆续迈入文明社会的进程，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时期非常重要的区域。
　　综上所述，东夷族所在的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发源地，东夷人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既否定了中华文化“西来说”，又证明了东夷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古老、最辉煌的组成部分之一，和华夏（中原）等其他文化并列，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尤其在大汶口——— 龙山文化时期，是处于高度领先地位的，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所言：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海岱地区贡献了制度文明。以大汶口文化表现出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规范，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中原地区到后来形成的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来自于山东地区。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大部分家户形态已经是个体家庭，人的社会属性增强、家庭属性减弱，社会进入城邦时代。从现代史来说，龙山文化对于当时“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击。（全文完）